1930-1932，谍战精英左尔格的上海潜伏|情报|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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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尔格及其战友经常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接头。

　　牛兰夫妇照片。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

苏智良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为中国的首位大城市，交通枢纽，工业、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

由于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远东外国人活动的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均不会轻视上海的存在，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相互重叠。尤其是在1930年代及以后，这里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国民党、共产党，租界，日本势力，傀儡政权，黑社会，还有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红军代表，以及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安南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在此较量……上海租界里，还有一些专门以搜集和贩卖情报为生的职业特工。

在上海的红色情报战线，除了以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为代表的中央特科，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左尔格领衔的“拉姆扎小组”，他们演出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红色情报历史剧，成为苏联“重要的交通站之一”。前者披露较多，而后者至今仍隐秘重重，扑朔迷离。笔者拟在左尔格牺牲70年前夕，依据史料，勾勒上海左尔格小组的历史轮廓。

据悉，9月15日-16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代人物专业研究委员会将主办“左尔格与上海情报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左尔格情报史的会议，将有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及左尔格后人共60人参与此会。

左尔格来到上海

1929年春夏之交，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至上海，负责与中国及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埃斯勒、波兰人任斯基，后来又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持有美国护照的阿瑟·尤尔特。远东局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它们相对独立。1933年进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隶属于该顾问组的。应共产国际之邀，中共也陆续派遣了一批精明的党员充实该国际情报队伍。

理查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高加索巴库。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乌克兰人，大学时代即向往社会主义，先后加入德共和联共（布）。1924年他从德国移居苏联，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在欧洲活动，之后投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别尔津将军麾下并受其派遣前往东方，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口实，他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

左尔格1929年11月启程前往柏林，在那里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1930年1月30日来到上海，入住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左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是他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在上海时，左尔格又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学会的委托，调查在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他受到德国驻上海领事波尔希的热情欢迎。波尔希把他介绍给了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左尔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场合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颇有人缘。以后，左尔格成了顾问团的常客，冯·克里贝尔上校又把左尔格引荐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而这位上校不久就晋升为将军，后来担任上海总领事。左尔格回忆说：“军事顾问们经常邀请我去南京，他们也来上海看望我。”

左尔格曾说：“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行……我的性格、兴趣和爱好，都使我倾向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而回避党内争论。” 他接替了老资格的苏联在沪情报网的负责人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左尔格需要重建上海的情报网，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第一，对南京政府社会、政治分析；第二，研究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研究中国各派系的社会政治结构、军事力量；第四，南京政府的内政与社会政策；第五，中国等各国尤其是日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第六，南京政府及各派系对美英日的政策；第七，列强在华军事力量研究；第八，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第九，中国工业概况及工人、农民状况研究，等。可以说，内容繁多，任务沉重，但左尔格仍充满信心。

左尔格到上海后不久，便从收费昂贵的华懋饭店移住西藏路青年会大楼（今西藏路123号），最后定居在尾崎秀实的居所，地址是山阴路145弄2号，并以此为在沪基地而展开活动。左尔格在上海时，喜欢骑摩托车，而且速度飞快，以至于曾因车祸而住进医院。根据《远东德国通讯录》记载，他在上海有个私人信箱是1062号。他的上海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

拉姆扎小组外侨核心成员

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给左尔格配备了几位外侨核心成员，并日益扩大，形成了国际小组。

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约生于1899年，是德国汉堡一个店员的儿子，1917年入伍担任德军无线电报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成为总参谋部四局的成员。1928年10月，他从汉堡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哈尔滨，然后到大连乘船来到上海。一天，他来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左手拿着一份《字林西报》，右手持烟斗，与一个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头。后来他担任左尔格的报务员，租赁了当时法租界的一个单元房屋。为遮人耳目，克劳森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搞些赚钱的买卖，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克劳森设计和组装发报机，建立了电台。在左尔格的撮合下，克劳森与住在同一楼的芬兰女郎安娜结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后来，克劳森奉命随左尔格前往日本继续情报生涯，并成为二战情报战中的著名人物。

约翰，也叫格里沙，波兰共产党人。20多岁，沉默寡言，在上海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所以他发挥特长，担任小组的摄影师，并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他在上海多年，而父母对儿子在远东一个叫上海的城市长期潜伏根本不知道。

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年生于美国一工人家庭，早年即同情革命，思想激进。1928年12月到上海，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她最初所居就是左尔格也住过的华懋饭店，所以联系非常方便。左尔格知道40岁的史沫特莱思想左倾，他最先与之进行会面。她刚刚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愤世嫉俗，热爱中国，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后来史沫特莱去了优雅的法租界，她与左尔格成为挚友，她对左尔格小组的贡献不在于搜集了多少情报，而是介绍了不少可靠的人员。史沫特莱对尾崎秀实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称其为“心上人”、“我的丈夫”。

左尔格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尾崎秀实的。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其父为日本著名报人。秀实1928年11月携妻英子来上海，任《朝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问题评论家、“满铁”调查科的顾问，他以批判日本“大陆政策”的立场来研究和报道中国。尾崎秀实居住在山阴路145弄2号，与鲁迅、夏衍、陶晶孙、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进步文艺人颇为熟悉。尾崎的导师是中共党员王学文。左尔格吸收尾崎进入地下组织，成为战友。最初，尾崎只知道他是约翰逊。“他们通常事先定好会面地点，非必要绝不使用信件或电话联系。”最常用的就是左尔格驾摩托车到靠近日本人居住的虹口的外白渡桥边，尾崎秀实上车后坐在后座上，“然后他们在马路上兜风，由尾崎讲述新闻，或者到一家中式饭馆去用餐。不过，他们最喜欢去的场所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舒适的寓所，她已经搬出了旅馆”。尾崎为左尔格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全力投入了情报战。

尾崎秀实还介绍了一些在沪日本人加入左尔格小组。如鬼头银一是美国共产党员，他从安南潜入上海，主要使命是搜集各种情报。接着将主张反战的、中国日文版画报《上海新闻》的记者河井也拉了进来，他被派到东北区负责刺探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河井提供了诸如日本人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等情报。还有川合贞吉，30多岁的《上海新闻周报》记者，个头矮小却举止沉着。

中西功，据中共情报系统文件记载：中西功，1931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西功的寓所在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号（今山阴路124弄28号），这里也成为左尔格时常光顾的联络窗口。

西里龙夫，先由王学文介绍进入中国共青团，并被发展进入中共特科，正式加入中共是在1934年。尾崎、中西、西里以及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日本新闻社驻上海办事处成员）、水野成（船越的同事）等在沪的日本人组成了“日中斗争同盟”。其中有些人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而这个学院是中共重点发展的对象，先后成立学院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其骨干多加入了左尔格小组。尾崎秀实本人于1932年2月被《朝日新闻》总社调回东京，正当他为离开上海、离开左尔格而沮丧时，左尔格后来也到了东京，并与之共同成就了谍报事业的辉煌。

鲁特·维尔纳是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夏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来到上海，这一年她23岁，她的丈夫经好友瓦尔特介绍，来应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师。在上海，鲁特·维尔纳结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又与鲁迅、丁玲、宋庆龄等成为朋友。11月，当史沫特莱介绍她与左尔格相识后，鲁特·维尔纳视左尔格为“老师和榜样”，已怀孕的她表示愿意立即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为左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她曾为隐藏中国同志而与丈夫汉堡嘉争吵，而左尔格为汉堡嘉谋到新的职位，挽救了他们的感情。维尔纳最初寄居在瓦尔特家里，1931年4月1日，他们迁居到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64号（1932年11月1日起，霞飞路门牌变更，1464号改为1676号。此屋在1930年代已拆除，现淮海中路1676号建筑为后建——笔者注），左尔格小组每周至少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半天的会议。维尔纳逐渐学会了地下斗争的生活：“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她还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尔格回苏联后，她于1933年夏天也被调回莫斯科，接受训练。后又曾被派到东北工作。令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所使用的电台在中国一直没有被破坏，“她总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战斗中，她“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个局外人，后来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和平年代，她成为了著名作家。

弗兰茨也是报务员，他有淡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脸膛，身体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白俄女人结婚。除此之外，左尔格小组成员还有负责密码和照相的波兰人约恩、德国人格哈特·艾斯勒、电报译码员兼小组联络员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姑娘伊萨、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德国商人瓦尔特及情报人员诺伦斯-吕格夫妇等等。

左尔格的中国战友们

左尔格手下不仅有国际组，还有中国组。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组，除了协助左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以外，还有就是左尔格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但迄今为止，中国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开。在同事们的合作下，左尔格较为顺利地建立了上海情报网，据笔者所知，主要成员有吴仙青、蔡叔厚、张放、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经济学家王学文（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及夫人刘静淑，还有朱姓夫妇，姜某等。

陈翰笙由史沫特莱引荐给了尾崎秀实。1929年初陈翰笙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宋庆龄处结识史沫特莱，当时双方并不知道对方在为第三国际服务。陈翰笙后来又认识了左尔格，并将年轻的孙冶方介绍给他。一次，热情的孙冶方用流利的俄语与左尔格交谈，后者大吃一惊，左对陈翰笙说，他不再见孙冶方了，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从来不使用俄语。他们的工作极其机密，同志之间也不准过问。1932年2月，陈翰笙奉命提着打字机在徐州车站接人，想不到从上海来的是左尔格，他们一起到达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杨虎城将军。

与左尔格合作的中央特科特工“王君”，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同志，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得力助手。这位“王君”就是张放，笔名方文，曾用名张金增、陈培生。他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1930年张放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左尔格情报小组工作，成为出色的国际特工。15 张放奉左尔格之命，在特科领导蔡叔厚的帮助下，从外国武器商人手中购置武器，并请他夫人鲁丝的姐姐著名话剧明星蓝天小姐雇车将武器运到指定地点。一天，左尔格对张放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的情报，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并责成张放与中共特科代表潘汉年作为双方的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吴仙青，女，俄文名字叶琳娜。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俄文流利，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如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等。她走出洋房时，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佣工。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的一年里，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20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加入中共，留日攻读机电专业。19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了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我们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讯方面的本行，还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

韩先生和温先生是鲁特·维尔纳的中文老师，维尔纳则教授韩英文。“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他生性活泼，理解力强，这两点促使维尔纳和他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先生“是一位沉着而细心的人，他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上课时，维尔纳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两个人学习都很用功”。维尔纳曾参加温的婚礼，见证婚礼的“自家人”竟然有130人，这让维尔纳极为吃惊。

还有位中国女性，是一个聪慧、勇敢、年轻而又谦逊的女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她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员结婚时，被父亲赶出家门。

维尔纳的印象中还有“杨教授也是左尔格圈子里的人。他在一所大学任教，夫人是图书馆馆员，他们的外国名字是彼得和茜必莉。彼得又瘦又小，但博学多才，还很幽默。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一有机会便露一手，让大家开怀大笑。两口子来我家做客时，史沫特莱也常常过来。即使是地下工作，有时也需要这种调剂和放松的”。16

参与翻译资料的，还有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联络员老常等。到1932年8月时，左尔格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中国组的成员经常在维尔纳的霞飞路寓所见面，通常是每周一次；大家交流情报，左尔格在那里倾听，最后会提出一些高明的建议。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

小组的活动与使命

与中央特科的活动有相似之处，左尔格小组以小组成员开设的照相馆、西餐馆、书店等为活动基地。

左尔格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活动。一项使命就是了解和判断日本对华侵略的可能。当时美国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即费森登报告，评估了中日关系、蒋介石与西方关系、上海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等，该报告尚未公布，左尔格已获得并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获得该情报的，细节至今仍不清楚。

左尔格具有卓越的情报才能。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左尔格小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甚至派人到日本势力控制的虹口地区去侦察，以了解日本在沪的军事情况。2月2日维尔纳写道：“日本人居住区看上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整条街空无一人，死气沉沉，偶尔看见驶过几辆日本军用汽车和几具死尸。大多数住宅都没有玻璃，门被打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手里有一个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处通行无阻。”这张名片就是尾崎秀实的。小组成员还到前线去慰问十九路军的伤兵。

在德国领事的推荐下，左尔格很快迁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套舒适而租金不贵的住宅，并住了两年。他也活跃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官和德国商人之中，他刺探日军的配备及其作战计划，美英法德对华图谋，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概况，对红军的“围剿”等。

左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政府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一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根据左尔格小组当年的成员张文秋的回忆录，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左尔格，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个新解密的、饶有趣味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热情好客的维尔纳在霞飞路的寓所，一直是左尔格与特科的合作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但中共中央的一些秘密机关，如云南中路政治局会议场所、成都北路中央组织部机关、西摩路中央秘书处之类的地方，并不向左尔格小组开放。大多数场合，中共特科与左尔格小组还是各自独立活动的。

中共给左尔格和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情报，反之亦然。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军在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随后进入川北，开辟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克劳森等还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左尔格对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拉姆扎小组”的情报发给“慕尼黑”（莫斯科的代号）。过去的研究以为，克劳森的无线电台并没有从上海或广州发过电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些电报是克劳森从上海发往海参崴的。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鼎力相助，左尔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业绩的。还有多种传递情报的方式，调查报告之类由克劳森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由交通员通过哈尔滨递送。也有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左尔格小组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除了交通员从莫斯科带来外，还通过纽约国民银行的账户汇款。

小组的网络以上海为中心，还有6个情报站，即南京站、北平站、大连站、哈尔滨站、华南站、武汉站。左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共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曾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给中共，结果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除了以上情报站，左尔格还在太原、重庆、海丰、杭州、汉口、河南等地设有情报员，从而完成了中国的“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

牛兰事件与撤离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决定派情报人员牛兰（Nougat）夫妇来华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被英国巡捕逮捕。同年8月，顾顺章叛变，国民党军事当局引渡了牛兰夫妇，并传出牛兰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1931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发生后，左尔格奉命开始介入此案。中国情报员张放通过中统总干事张冲，了解到牛兰关押在南京。这时，德国共产党人西伯勒尔和布劳恩（即李德）每人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交付左尔格进行营救。左尔格通过张放-张冲这条线以3万美元的高价，获得牛兰在狱中的亲笔信，并在上海的报刊上如路透社、德国新闻社、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报道，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从而使得国民党秘密处死的阴谋破产。

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在各界的营救下，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8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8月19日，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乘混乱之际越狱，后返回苏联。

由于牛兰案件的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小组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左尔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日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张放、柳忆遥和肖炳实等。此前尾崎秀实也回到日本。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则回到了中共党内。陈翰笙则于1934年也到东京协助左尔格继续情报生涯。

为了苏联的情报事业，左尔格在上海3年，不辱使命，并成长为卓越的情报人员。对于左尔格在华的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3年左尔格奉命前往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尾崎秀实、克劳森等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组”，谱写了二战史上最出色的情报乐章。1944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美】魏斐德著，章红、陈雁、张晓阳译，周育民校：《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日】尾崎秀树：《事件中国》，东京劲草书房1989年版，第177页。

【德】鲁特·维尔纳著，张黎译：《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第52页。

【美】F.W.狄金、G.R.斯多利著，聂崇厚译：《佐尔格案件》，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第61页。

转引自杨国光：《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日】尾崎秀树：《上海1930年》，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67-168页，第163页，第164页。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1【苏】尤里科多利科夫著，永穆、爱琦、李薇译：《间谍——左尔格》，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12尾崎秀树：《事件》，中央公论社1963年版，第20页。

13转引自杨国光：《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