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附中：留学神校？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上海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有关中学的顺口溜：四大金刚，八个罗汉，外加一座神仙。这13所学校代表着上海顶尖的高中教育资源。至于谁更优秀，那些教育论坛里，每年不知要打多少回合嘴仗。
但其中，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这位“神仙”：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简称上外附中，前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副部长王光亚等人的母校；一所多数学生竟然可以不参加中考和高考，还能直接被国内外顶级大学录取的中学。
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逼近40万，据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统计，读取本科的留学生较2011年增长31%，而2012年度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比上一年增长100%。
持续高涨的留学热下，上外附中因其出色的“留学成绩”越发声名远扬，同时，这所名校也引得不少家长与教育学者长期热议：它究竟具有什么魔法？
附中的洋高考
人人网上曾经热传一个帖子，博主列举了“附中人”通常会碰到的100件独特的事，其中有两件分别是—认真考虑过出国读本科的问题，以及，每当SAT（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托福考试前一个星期，班级里总会特别冷清。
洋高考有多火热，上外附中俨然是一支温度计。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出国党”超过三成；2012年，219位应届生，出国80余人。2013年，330名学生毕业，140多人选择留学。
屡次看到这种“夸张”局面，阿哲与她中学时期的“小伙伴们”惊讶得“下巴差点掉下来”。她2004年从上外附中毕业，“那时，附中的学习气氛虽不如其他学校那般剑拔弩张，但绝对以高考为导向，而出国只是个例。”
也是2004年，12岁的袁幼林考入上外附中初中部。入学时，他记得学校的荣誉榜上挂着一些被哈佛、耶鲁等海外名校录取的学长、学姐的照片，但彼时，“少年出国”未成风潮。
“大多数同学会在国内上大学，四年后出国深造。而且，老师也希望最好的学生能够参加高考。”阿哲说。
据统计，2005年，被海外大学招录的上外附中学生不足10人；2006年，这个数字超过20，随后，纪录被不断刷新，而到2008年—2009年，出国生足以组成“出国党”了。
2011年6月，成绩优异的袁幼林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早在大半年前，他就收到了录取通知，来自牛津大学政治哲学经济系。
与他同一级的学生中，70余人放弃高考及保送资格，一溜儿去了国外名校，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康奈尔、牛津、日本早稻田、加拿大滑铁卢，等等。
“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无论学术成就、科研氛围还是本科教育质量都要优于国内大学。在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追求更好的教育。”这是袁幼林的想法。
朱冰聪低袁幼林一届。2012年6月，当多数同龄人准备最后的冲刺时，她已凭借2360分的SAT成绩和出色的申请文书将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三所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收入囊中。
“肖复兴先生说，年轻时应该去远方，这对我颇有影响。”朱冰聪的另一重考虑在于专业。“19岁的我兴趣广泛，并不非常确定自己想学什么。或许，美国大学那种重视公共课程，鼓励学生探索多种可能的风格更适合我。”
袁京雨是朱冰聪的学弟，2013届毕业生。他的出国计划初三便已定下，高三时共申请了15所学校，拿到9封通知书，挑来挑去最终决定去耶鲁。而他的同学中，普林斯顿大学1位，斯坦福和杜克大学各6位，芝加哥大学2位，等等。
“很多附中学生都经历过海外游学，留学的种子那时就已种下。”袁京雨在初三暑假第一次参加美国一所高中的环境科学项目。经过这段“超小班教学、师生亲密互动、课外大量阅读”的学习后，原本对生物不感兴趣的他开始喜爱环境科学，这也让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教育方式更适合自己。
早些年，“附中人”还比较保守，有人会做“洋高考”与“高考”的两手准备，但渐渐地，“出国党”彻底放弃了高考。
“兼顾两头会分散精力，如今，很多人早早做了决定，他们会多申请一些学校以求保底。而且，附中前几届学长学姐在美国的学习表现大多受到好评，这些学校的招生官对‘附中人’也会更加信任乃至偏爱一些，形成了良性循环。”朱冰聪说。
超级预科学校？
如今，上外附中的毕业生已有“四成出国”之势，从2013届的出国成绩来看，“势力”范围涉及美、英、日、法、德等传统留学国家，而且，占据大头的留美学生中，多数人的学校排名靠前。这也使得网友赞叹，“上外附中把美国大学打通关了”。
尽管留学成绩斐然，而且，上外附中的办学目标之一正是培养国际预备性英才，但袁幼林并不认为母校是国外大学的预科学校。“毕竟，那些学校完全是为出国留学而生，而上外附中显然不是。”
至今，上外附中未设出国班，某种程度上还维持以高考为导向的模式—所有在校学生不管是否参加高考，都必须完成上海市高中课程的学习，而且，教学也完全跟着高考大纲走。
“我在美国遇到一些中国学生，听说他们中学有着专门的‘出国班’还羡慕了一阵子。”朱冰聪觉得，“附中人”的出国更像是一件“自生自灭”的事。
在上外附中，“出国党”不会被区别对待，哪怕他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决意出国也必须先学习国内的课程，并取得优异成绩，否则，他将无法取得漂亮的GPA（绩点），并可能因此被所有国外名校拒录。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外附中的老师极为严格，他们很不待见那些没有做好分内之事就准备洋高考的学生。”
朱冰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出国党’的学习必须是双轨制，课内的部分是第一位，在此基础上准备各种标准化考试。若有同学侧重托福、SAT而轻视学校的课业，老师会给予提醒甚至批评。”那么，附中的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解托福、SAT或是给“出国党”开小灶吗？
“想得美！从准备标准化考试到申请文书写作，除非向老师请教，否则，他们不会主动指导。”在袁幼林看来，留学培训机构也不是“附中人”的依靠。“他们传授的技巧只适合把SAT从1800分提高到2000分，但我的同学大多考到2200分，230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这依靠的是自学以及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
“大学申请本就不应是一件过多借助外力的事，只有实力不是那么强大的学生才会需要外界的包装。而附中的同学只要在申请过程中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那就足够了。”对此，袁幼林极为自信。而这似乎正是上外附中的“神迹”—它的学生为何会广受国外名校青睐？
“就英语而言，其他中学的学生如今也不差。如果一定要说附中的优势，恐怕就是它对校园活动及社会实践的重视了。”阿哲说。
朱冰聪的一段经历或许可以成为例证。从哥伦比亚、达特茅斯到布朗大学，她所参加的入学面试中，面试官几乎都会好奇地问，“中国的应试教育不是出了名的严苛吗？你的履历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活动？”“因为我来自上外附中。”
此前，上外附中校长崔德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学校对优质学生的培养分为两块，其一是基础课程学习，其二是课外活动拓展课程。每学年，上外附中会开设50多门拓展型课程，包括模拟联合国、双语辩论赛、数学建模竞赛、国际文化节等—恰好，这些正是国外大学所看重的。
此外，这个学校还有不少出国交流的机会。朱冰聪高一时就去了联合国国际学校，与各国学生讨论“生物伦理”，她争取到了发言机会，讲自己有关无肛宝宝的研究。此外，她还参加过两次美国高中数模联赛（HIMCM）。“理科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参加美国大学数模联赛（MCM），这是附中的一项传统，每年的成绩都很不错。”
在朱冰聪看来，这些经历使得她与美国同学聊起各自的中学生活时“几乎没有隔阂感”，“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认为上外附中是一所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
120个学霸
正如有人说“好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上海坊间一度这样形容上外附中：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校舍。尽管有关老师与校舍的争论不断，但几乎无人否认，上外附中有着极为优秀的学生。
这所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外国语学校共设中预至高三7个年级，实行七年一贯制培养，而它的招生不同于一般的高中。
原则上，上外附中只有初中部对外招生，每届录取120名学生，同时收取数百名学生入读上外附中附属的上外第一实验学校（简称上外一实）；高中部从本校及上外一实的学生中择优录取，而未通过直升考试者参加上海市中考，另谋出路。
换言之，要想搭上上外附中这班通往国外名校的直通车，首先要在小升初时“上车”。不过，这是一场残酷的竞争。
英语老师林美曾几度担任上外附中“小升初”考试的面试官。据介绍，学校初中部每年仅在上海市发放1000张面试单。抢夺这千分之一的机会通常只有四种途径。首先，上外附小的学生享有某种权利—在小学五年级，他们可以参加学校的“120名考”，前120名学生可以获得上外附中的面试机会。而想进入上外附小，这是另一场全市招考的选拔。
其次，上海一些知名小学的校长每年都有几张推荐表，可以推荐学生参加面试。“但如果被荐学生总是未被录取，校长的推荐权会被收回。”
再次，报读上外立泰学院或上外培训中心举办的小五班。这是北京、上海等个别城市的独有现象，专指五年制小学生在进入小学第五学年时为升入名牌初中、应对选拔性入学考试而开办的补习班。通常，上外附中的小五班每班只有3个面试名额，根据3次考试的平均成绩确认最后归属。
最后一种途径是风险较大的“裸投”，也就是家长直接把孩子的资料寄往学校，由上外附中老师筛选。“一般，只有那些拥有区级或市级三好学生荣誉，得过英语、奥数等竞赛的大奖的学生才有可能拿到面试表。”
而取得面试机会只是第一步。上外附中的面试包括英语、数学和综合三科，重点考察学生的学习基础、知识面以及临场发挥能力，难度不小。
“根据面试结果，前120名进入上外附中本部，而且，这些学生如果主动放弃，名额空转，不再补足；而紧随其后的三四百个学生可以入读上外一实，其余视为淘汰。”林美说。
通常，上外附中本部的120名学生被视为优中选优的“正规军”，分成3—4班。在初升高的直升考试中，这些学生很少会被淘汰。
“在挑选学生上，上外附中秉持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但凡能够通过选拔进入上外附中的学生，本身都非常优秀。而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们周围的同学非常强大，因此，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袁幼林认为，一群聪明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和交流完成那些标准化考试的学习任务。现实也是如此。
而面对这些优秀的孩子，上外附中的教育显得自由、宽松，老师也非常笃定。一位2012届毕业生的家长告诉时代周报，“每次开家长会，班主任几乎不会强调名次，反而开导我们不要太过狭隘，一次考试掉个十多二十名根本不是严重的事。”
事实上，上外附中之所以受到考生和家长的欢迎，这又与政策优惠息息相关。这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批建立的7所外国语学校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全国15所具有保送外语类大学、院系资格的中学之一。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上外附中向全国普通高校推荐外语类保送生的比例上限为本校应届毕业生总数的20%。而若加上竞赛类保送，上外附中每年都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保送生大户。2013年，上海共有311名高中生被保送，109名来自上外附中，这其中又有55人被上海外国语大学录取。
“这所学校的‘奇迹’在于最差都能去上外大，而真正优秀的学生会放弃保送，自主选择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不管是出国还是留在国内。”上述家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明年起，上海竞赛类保送生的门槛将会提高，也有说法称外语类保送将逐渐退出，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家长们心目中上外附中的地位，因为，这所学校早已在海外大学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文中林美为化名）
青春何以平等
本报评论员 谢勇
除了贫富差距，另外一种“纵向不平等”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显著特征之一。“法官的儿子是法官，小偷的儿子是小偷”，这种曾经被用来证明其他社会劣质黑暗的故事，在我们周围正逐渐成为亟须正视的事实。虽然“平等”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柱，但是，“人生而不同”，乃至“生而不平等”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时下最引人瞩目的系列审判中，两个年轻人的教育问题成为事件焦点。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真实一面：上层社会在自己子女教育问题上，在穷尽各种可能累积的资源以使其享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他们所享有教育的品质与水准，都是我等庶民难以想象的。
比如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李某某，自幼就很自然地拥有最好的钢琴老师、最好的书法老师，他曾经就读过北京超级名校人大附中，13岁则被父母安排去美国沙特克圣玛丽学校，每年仅学费就需要4万多美金，而随后，则被送往北外附中。不过最终，李某某在初三毕业后离开了正规学校生活。与李某某相比，另外一位年轻人的家庭更加显赫，故事则更为“励志”，从哈罗公学到牛津，哈佛，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可以说，这才是中国顶级阶层子女们的故事。
与他们的故事相映照，一个父亲拒绝自己女儿读大学的故事也在网上流传，而调查显示，围观的网友中，居然多数赞成这位父亲的决定。在今天的中国，“读大学是个肯定失败的投资”，至少已经是部分人的共识。我们无意对这一判断本身的对与错展开讨论，因为很明显，更关键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20年前、30年前的人们不会这样想，那时候，高考大门开启，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跃入龙门依旧是这个民族最动人最励志的故事。不久前强调教育公平问题的李克强总理，在他当年第一次进入北京大学校门的时候，身边一定不缺少这样励志故事的主角。而人们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好记忆，很大程度上与这种阶层流动渠道畅通，代际相对平等造成的社会活力相关。
与这种美好记忆相伴随的则是所谓的牛校神话。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黄冈中学这类在三线城市、县城创造神话的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校是寒门子弟的希望，是能带给他们突破玻璃天花板的期许，进入中国精英阶层的最佳路径。而当纵向不平等加剧，牛校神话自然也在发生变化。有些褪色，有些苦苦支撑，有些则成为神话中的社会。这一切都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社会走向多元，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同时，无须讳言，社会阶层区分也逐渐明显，差距拉大。
不妨借鉴国际经验。早在60年代，平权运动在美国展开，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甚至到了“反向歧视”的程度，以至于发生了一起著名案例：1972年，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拒绝的白人学生艾伦·贝基发现在医学院当年录取的16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医学院必备标准考试）成绩远远不如自己。他一怒之下把加州大学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判定加州大学必须录取贝基，却认为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更是在意见书中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他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据《南方周末》报道）。
当然，解决纵向不平等之道，并非简单回归到抹杀差异的所谓平等时代，在经历过所谓“人人平等”的历史时期之后，国人自然能体会那种“绝对平等”背后实际充斥着荒诞与残酷。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承认差异乃至差距的同时，让社会阶层依旧可以流动，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基本的公平。
教育的问题绝非简单通过教育就可以完成，教育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培养一个足够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社会，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让民众拥有选择的自由。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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