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0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创刊号，当时101岁的罗纳德·H.科斯先生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王宁特别撰写了《什么是中国经验》一文。科斯在文章中认为，“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真理的试金石、创新的温床，更是精神的惟一家园。”
当地时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芝加哥当地医院去世，享年102岁。
科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学在讣告中将科斯描述为，经济学和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金融时报》的讣闻则以“科斯：解释了企业为何存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题。
据财新网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其发出的唁电中称，“虽然中国经济学家直到1985年才听说科斯的名字，但自那以后，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明灯。”
曾与科斯有过交流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将科斯描述为“一位经济学的圣人，科斯完全是围绕经济学而思考，非常纯粹的人”。
“我的人生总是很幸运”
科斯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1910年，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邮政工人家庭，科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12岁就已经退学。由于科斯小时候腿部有疾病，被送进了残疾人学校，导致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晚于其他人。
不过，科斯之后顺利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并遇到了启蒙导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商学院教授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普兰特向科斯介绍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并帮助科斯赢得去美国调查产业结构的奖学金。
科斯之后回忆称，普兰特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一份前往美国的奖学金之旅也成为其通向经济学家的一条道路，“在各个节点上，我的人生总是很幸运。”
1932年，科斯从美国回到英国后，就提出现代企业的边际是由相关市场组织的成本和方向决定的说法，1937年当他在LSE任教时出版了论文《企业的性质》，这是科斯的代表作之一，但科斯自己也承认这篇文章当年受到了冷落。当年，科斯还娶了妻子路斯（Marion Ruth），路斯在2012年以百岁高龄去世。
二战爆发后，科斯加入英国政府做统计工作，科斯称，这六年的政府生涯对其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变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爱好吧。”
有意思的是，科斯早年曾表示，数学统计并不符合自己的口味，所以更倾向研究法律和经济制度领域，例如企业和公共问题等。
从1951年开始，科斯花了数年时间在美国水牛城大学研究公用事业，这为其之后的著作《社会成本问题》奠定了基础，其创造性地将交易费用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科斯之后表示，《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著作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
不过，科斯在两篇著作中的理论此后被人定义为“科斯定律”。
1991年，科斯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其发现并阐述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
科斯一直很低调，其2012年在接受芝加哥大学新闻办采访时称，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很显然的事情，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做，“我从未想过我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特别。”
相比其他经济学家，科斯的代表作并不算多，其从未单独著作鸿篇巨制，所有文章加起来据说不过十多万字。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将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该大学期刊《法学和经济学》上，他喜欢参加研讨会，与人交谈，之后会向人约稿。科斯曾表示，自己想利用这本刊物来改变一些看法，提供一个学术讨论的地方。
科斯本人在196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一直到其逝世。此前，科斯还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美国水牛城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任教。
“新制度经济学领袖”
韦森指出，科斯的理论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却具有很深刻的思想，“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
英国《金融时报》则以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为例，称该理论对困扰此前一代经济学家外部因素的问题，给了一种新思路——例如冒着烟的烟囱这类问题，无论是这些烟囱的主人去赔偿邻居，还是这些邻居去贿赂工厂限制排放，排出的烟都是一样多的。
“这引发了新的思考，将责任归咎于工厂所有者身上并不妥，但是这很有效，相比这些受害者组织起来与工厂所有者商谈，工厂所有者直接支付给烟雾受害者的费用要低得多。”《金融时报》称，科斯的理论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市场力量不仅驱动了在经济制度框架内交易的发展，也设计了经济制度。
韦森表示，20世纪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的根本性问题，在科斯理论中都能反映出来。“这个牵扯到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来进行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市场交易费用。企业交换有生产的成本、法律费用、合约实施费用等。但市场内还有其他费用，就是管理费用。如果是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高的话，那就让市场来解决。如果企业内部没有组织费用，那整个国家就是计划经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告诉早报记者，科斯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一种力挽狂澜的矫正作用，对偏向进行矫正。“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它的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运行当中的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包括微观层面的市场机制、宏观层面的政策工具等。相对比较忽视的是，经济理论研究中制度性的前提，带有前提性的制度问题”，但科斯非常大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制度的重视，对制度的研究。
史晋川还指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法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研究是越来越向科学化、形式化、精确化的方向在走，有越来越多的理论模型，越来越多的数理分析、计量分析。“但相对来说，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忽视。科斯的研究方法，通过关注经济运行的真实世界，在这些真实的世界当中找出一些真实的事件，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真实的事件反映这个真实的世界。”
史晋川称，科斯的研究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案例研究来研究真实的世界。
“现代经济学都做模型了”
2013年，科斯与其助手、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王宁出版新书《变革中国》，这部著作提出了“改革双源说”，一是政府的推动，二是边缘革命。书中提到，中国仍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更多的是由社会基层的实践实现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边缘改革和地区政府间的竞争。
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进程中，科斯又进一步呼吁应该重建思想市场的自由。在去年的一篇专栏中他写道：“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称为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之一，但这到现在还未真正发生”，“活跃的信息和思想交流，将会为‘和谐社会’提供不可替代的基础”。
尽管科斯的理论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但科斯本人却从未来过中国，也不懂中文。
韦森回忆称，自己在2010年7月芝加哥的一个制度经济学会议上与科斯有过接触，“他知道我是在中国做制度经济学的，让我拿了把椅子坐在他轮椅边上，我们聊了有一个小时左右。”韦森表示，当初科斯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现代经济学走偏了，都做模型了，都不是原来传统经济学，经济学应该回归古典传统，“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发展了，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
韦森告诉早报记者，国内多位学者本来计划今年10月将科斯接到中国，科斯年龄已经很大了，也没有子女照顾，生活比较困难，“当时我们想了，只要他来了中国，我们就不想让他回去，因为大家都能照顾，而且还能经常看望。”
韦森表示，他今年4月曾有机会去芝加哥，可以再看望下科斯，但由于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加上原计划10月将科斯接来中国，所以放弃了，“没有想到这成为一大遗憾。”
韦森说，就在几个月前他还获得科斯教授一切安好、头脑很清醒的消息，但之后科斯得了肺炎，最后阶段还放弃了治疗。
录入编辑 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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