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暴得大名，不祥

历史上的英雄，多是天之骄子，可这天之骄子，却常忘了对天道的寅畏，也忘了生命起落时该有的戒惧。若不知寅畏，又无有戒惧，那么，短时内自可称孤道寡、不可一世，但终究仍不免暴然而兴、骤然而亡，一个个都成了历史长河的浮花与浪蕊。

薛仁明

民间有高人。

去年九月，应老友庄立华之邀，我在北京拍了纪录片。访谈中，立华兄不断提起这话：民间有高人。我听了笑着说，这是当然。我出身民间，近二十年来，又长居乡下，至今也还不时自嘲：“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眼下我逛传统市场常觉得比逛书店更饶富兴味；我看市场人们那精气神儿，也总自叹不如。平日与乡夫村妇的往来言笑中，我更是清楚，尽管他们不善议论，也未必多有自觉，可真论生命之清朗豁达，真说根柢之深稳信实，比起百年来备受各种主义思潮冲击的文化人而言，两岸的民间，显然都健康多了。

民间之人，无甚学问，也没太多知识，可是从他们的言语行事，我每每获得教益。有时只听他们闲话几句，我便顿时开豁，更胜素常所读的宏文巨论。民间这样的强大深稳，一直是中国文明的特色；民间如此智慧，也由来极久；自古以来，其实一向如此。至少，我读《史记》时，就常见到这样的高手。

譬如，陈婴之母。

陈婴是谁？秦楚之际，项梁率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而西，陈婴最早以东阳县两万兵力投靠，遂开始了项氏的一时盛况。后来，陈婴又转投刘邦，迨高祖大事底定，遂受封堂邑侯。陈婴这样的角色，在历史长河中，当然次要，因此，司马迁也只在《项羽本纪》中提了一段。可这寥寥百余字，最大的亮点，却是陈婴之母。

话说，陈婴原是个东阳县属吏，职位不高，但“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只因秦末大乱，刀兵四起，东阳县少年杀了县令，一时间，群龙无首，遂强推陈婴为长，甚至要立他为王。陈婴正举棋不定，但闻乃母言道，“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找个头头依附，“事成犹得封侯”，倘若事败，因非首领，目标不显著，也容易逃亡呀！

几句话，当下了断。于是，陈婴拒绝称王，把东阳交给了项梁。多年后，果真，他也封了侯。陈母这席话看似平常，也好像有点权谋，但其中七个字，我却读之震动：“今暴得大名，不祥”。

富贵荣华，人人皆爱；名利之心，孰人能免？当今时代，许多文青争引张爱玲名句“出名要趁早”，还有更多的青年，借各种管道，憧憬于短时之内蹿起与暴红。诚然，有了名声，便伴随着尊贵，也意味着成功。依陈母看来，有名声，绝非坏事；有此尊贵，也未尝不可喜。可是，当这一切都猝然得之、暴然而起时，那么就多有不祥了。事实上，陈母不避名利，亦非清高之人，可她之所以高于那班豪杰，也比那辈须眉更有见识，关键在于她感得了天道，故深知戒惧。历史上的英雄，多是天之骄子，可这天之骄子，却常忘了对天道的寅畏，也忘了生命起落时该有的戒惧。若不知寅畏，又无有戒惧，那么，短时内自可称孤道寡、不可一世，但终究仍不免暴然而兴、骤然而亡，一个个都成了历史长河的浮花与浪蕊。

陈母明白，所谓的大名，得要有时间的铺垫，也需逐步地调整，否则，一旦“暴得大名”，不仅身心急遽失衡，也必然导致难以逆料的重重危机，最终就是灾难一场。或许是因生命阅历，也可能缘于集体智慧，总之，陈母不假思索，直觉到这可能的灾难，故曰，“不祥”。像陈母这般明于天道又深知戒惧者，我想起了《史记》另一位高手。这高手，倒非民间之人，他居家致千金，为官则至卿相，在历史上，最是个响亮的人儿。当年，他在功成名就之际，幡然转身，只一声轻叹：“久受尊名，不祥。”从此，飘然远去，一切归零。

这高手是范蠡。那飘然远去的一切归零，则缘于他对天心人意的观照。《尚书》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范蠡清楚，一旦受尊过久，难免就心生我慢；既然我慢，必流于轻忽；一轻忽，即使危机重重，也可能浑然不觉。受尊本是件美事，但这不自觉的异化，却让无数人因此颠踬踉跄，甚至堕入深渊，故曰，“不祥”。认真说来，人间的富贵荣华，本桩桩可爱；可这桩桩之可爱，同时却也是两面利刃。一旦溺于其中，稍不自觉，便可能丧失性命。常言道，人生艰难。这艰难，不在于人生处处惊险，而在于即使身陷险境，也未必自知；纵使自知，常常也为时已晚，真要脱身，只恐不能。

因此，对多数人而言，要不，就失去了危机感，要不，即使照察得到，也只能深陷其中，大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要防微杜渐、见机于先，又岂是容易？佛教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谓众生，总于事发之后，才在葛藤中纠缠不清；至于菩萨，则在事起之前，便心生戒惧。范蠡与陈母，未必是佛教所说的菩萨，可是，他们的确都在因地之中就知所寅畏，故能见机于先。事实上，不论是范蠡这般显赫的角色，抑或陈母如此平凡之老妪，尽管他们身份地位悬殊，学问差距也极大，可他们见机于先的智慧却完全相同，连说话的语气也几乎一致，这很有意思。

首先，他二人的临事谦退与见机于先，一直是中国文明的根柢智慧。这样的智慧，早在数千年前中国文明肇始之际，恐怕，便已瓜熟蒂落了。这样的智慧，虽说备载于以老庄为首的道家典籍，可究竟说来，那其实是中国人最深沉的文化基因。这样的文化基因，大部分的中国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这样的生命智慧，大多数的中国人，或深或浅，也均能领会。范蠡与陈母，不过是把这智慧发挥到极致罢了！也正因如此，在民间那习焉而不察却深具延续力的传统里，这样的文化基因，便显得特别强大，也格外地亘古弥新，于是，常冷不防地，便又冒出个高人。

其次，我更感兴趣的，是范蠡与陈母共同使用的那个词儿——“不祥”。这词儿，在《史记》一书里，极为普遍；即使后来刘邦首入关中，诸将劝杀秦王子婴，刘邦的响应，也仍然是“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换言之，不管是周朝，抑或是汉朝；也不管是深邃如范蠡，或者是平凡如陈母，甚至是“无赖”如刘邦，那时的人们，一向都惯于从天道看人事。质言之，较诸后代，他们离天近。他们与天地自然关系紧密，他们是“天地人”，那种顶天立地的人儿。那时，人们不斤斤于后代儒生所强调的“义利之辨”，更不在意今日文化人所说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在意的，是天人之际；他们感知的，是天心与人意。有此感知能力，他们对于祸福灾祥，就能见机于先，因此，中国文明便能历劫常新，中华民族亦可是个长寿的民族。汉代之后，又两千余年，我身处的台湾民间，因祭祀传统不断，至今，仍保有对天道祸福的感知能力，因此，他们有种深稳强大，也特别地气息绵长。现今我乡下建醮，家家户户，都还会张贴着“天赐祯祥”。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