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图/姜晓明)
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翁永曦(图/梁辰)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23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历史性的遇合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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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