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成因与科学研究的责任

李志青

7月以来，中国多地陷入高温，中央气象局甚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高温应急响应。这期间，饱受高温煎熬的各地都实时向公众发布高温信息，并积极宣传应对高温的方法。这自然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好事。尽管极端高温天气现在已基本离去，但仍需思考的是，就现有各种报道来看，有关本次高温的成因，相关解释显得有点薄弱。

目前为止，归纳气象专家的意见，高温的主要成因是“副热带高气压过强”。这样的成因解释对公众而言，既显得过于专业，又有点语焉不详，远远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结果是公众生活在高温的极端气象环境之下，却不知自身所处的高温环境究竟由何而来，有哪些来龙去脉。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与科学本身取得的进展有限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横亘着一个极大的鸿沟。就科学家而言，或出于谨慎原则，或出于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他们往往不愿意第一时间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简单的语言，将有关信息传递给公众，而公众也受限于沟通渠道，无法获得相关信息。事实上，哪怕及时让公众知晓不成熟的研究成果或研究的相关过程，也都可以彰显公众应享受的知情权，让全社会充分接受关于高温等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进而将高温的应对从点上的“纳凉”上升为面上的“适应”。

从科学层面寻找“高温”成因，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后者常被人们忽视。

就自然科学而言，高温之所以产生，一般来讲，其成因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成因很容易理解。热源带来热量，高温的最直接热源无疑是太阳，夏季时，北半球的陆地处于太阳的近地点，全年中这一时期接受太阳辐射的程度最高。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从洋面等处获得较为温润的水汽，便会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形成“火炉”。这就是气象专家给出的主要成因，即“副热带高气压强度过大”，阻止陆地从洋面等处获得“清凉”的水汽。但问题是，为何“副高”会在今年如此强大呢？这就涉及间接造成高温的因素。

高温的间接成因，根据气象专家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与青藏高原上的积雪减少有关，这相当于减少了“火炉”周边的制冷源；二是，与大西洋上的洋流变化有关，即“火炉”与远处制冷源间的互动被隔断了。

如果“炉火”过旺是造成高温的内因，上述两个因素便是外因。在一般年份，这些内外因素不会同时出现，但一旦同时出现，持续高温就在所难免。

此外需要考虑的是，除自然因素外，高温成因中究竟有无人为因素。这不仅值得自然科学研究者重视，也是更深入的社会科学层面研究的起点。

尽管从局部看，持续高温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并非每年都发生，又譬如并非所有地区都发生，似乎很难证明高温背后是否存在人为影响因素。但如果研究周期足够长、研究范围足够大的话，可以发现，高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变化。假如我们跳出温度的范畴，可以把高温看作一种气象变化；再跳出气象的框架，高温则可视为一种自然环境变化；继续扩大研究范畴，高温还属于自然-人类交互的生态系统变化。

按照这样的思路，如此强度的高温固然属气象变化的个案，但如果将高温与其他极端的气象变化，如严寒、干旱、暴风雨等一并考察呢？再者，如果将气象的极端变化与生态环境中的极端变化，如海水酸化、物种灭绝等放在一起审视呢？如此归类，便可能得出其他结论。假如科学家能在高温与高温之间、高温与严寒之间，或高温与其他环境类灾害之间找到某种内在的系统性联系，也就更易于发现中间是否存在人为影响因素。

关于人为因素影响自然环境变化，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科学家就已从诸多局部的、不同的环境变化痕迹中找到了一个相应的系统变化规律，这就是“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事实上，所谓“气候变化”的表现不尽是气温的升高，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洋流变化、局部地区洪涝、干旱或降雪等，也都是气候变化的表征。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一些科学家从系统变化中找到了人为影响的痕迹，即大规模燃烧石化能源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为后续的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假如真能证明高温成因中的人为因素，社会科学便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比如，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到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层面，去剖析人类如何影响高温的形成、如何纠正并消除这些影响、怎样减少我们受高温煎熬的几率。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究的。总之，有关高温成因，作为科学研究者，我们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以通俗的语言与公众保持紧密沟通，毕竟，公众享有知情权，“战高温”也需全社会合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