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监护之痛： 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精神病患者监护之痛：

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这是一个弱势而又危险的群体。

7月17日，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大悦城购物广场，一名精神病人挥刀乱砍，导致两名行人当场死亡。27日，又有4人在北京西城区马连道家乐福被一名60多岁的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仅仅两天之后，深圳罗湖区街头，8名路人被精神病人砍伤倒地，其中3人死亡……

据估算，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这个群体的监护工作，该由谁承担？

8月13日，一场主题为“做好监护工作，预防悲剧发生”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坐着的，有十几名精神病患者家属，其中的大多数，已经白发苍苍。

在会场上流传的一份红底黑字的倡议书上，会议主办方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家属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精协家工委”）表示，“希望监护人做好监护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但许多参会家属表示，对于这样的倡议不能认同。

“做好监护工作，对家属来说压力太大，反正我个人做不到。”当赵吉在会议上发言时，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虽然本应在10分钟内结束发言，赵吉却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即便这样，还是有人不断鼓掌鼓励他：“说下去，我们爱听！”

“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的赵吉，现在住在燕郊，一个已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的地区。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他已经搬了12次家。

提起女儿赵媛的病，如今的赵吉并没有情绪激动，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就是老怀疑有人害她，在对她发功”。甚至邻居家稍微重一点的关门声，都能让赵媛惊恐不已。

在女儿的要求下，赵吉一家从位于北京西边的海淀区，一路往东，一直搬到现在这个距离繁华的北京国贸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不止是家庭住址，赵吉和老伴生活的全部，实际上都在随着女儿的病情飘摇不定。

虽然已经40多岁了，赵媛依然会像小女孩儿一样要求父母买漂亮的鞋子、衣服甚至书包。尽管家里早已堆满无用的衣物，但对女儿的要求，赵吉总是尽量满足，因为一旦受到刺激，本已得到控制的病情很可能出现反复。

发病的时候，平时会给父亲按摩，晚上要搂着母亲睡觉的女儿，就会“像变态的坏人似的”折磨自己的父母，“有时候甚至动刀子”。赵吉依然记得，10多年前的一天，赵媛突然发病，在家里让母亲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无奈之下，赵吉只好向110求助。

对于许多精神病患者家庭来说，赵吉夫妇的经历并不特殊。中国精协家工委副主任贾志民告诉记者，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曾在一次病情发作时，端起一盆开水向他头上泼去，幸亏他赶紧用被子捂住头，才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10多年前，面对突然发作的女儿，赵吉选择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但是仅住了一个星期后，由于受不了医院的环境，赵媛在父母探视时跪在地上哀求把她接回去，不忍心看女儿受苦的赵吉随即把她接回了家。

而实际上，在精神病院，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患者家属拒绝接已经康复的患者出院，因为他们“太危险、太折磨人”。

今年5月，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对记者说，在该院300名住院患者中，有150名已符合出院条件，但几乎所有患者家属都反对患者出院。甚至有家属当场质问院方：“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数据，北京市的精神专科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77天。仅朝阳区第三医院的416名在院患者中，平均住院时间超过两年，最长者住院时间超过17年。但这依然不是最高记录，“在历史更长的老医院，最长住院者在院时间达30年以上。”一项完成于2011年的调查如此记录。

类似的情况不止存在于北京。“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很多病人住院时间比我工龄还长。”南京市青龙山医院院长庞志春曾这样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