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昨首次亮相

早报记者 郑依菁

备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首批成果——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昨日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尽管此次付梓印刷的只是300部“征求意见本”，但第一次见到此书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赵生群仍然激动不已。作为《史记》修订工作的主持人，他已经带领一支教授团队在这部书上投入了8年时间，主要成果是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约30万字，并改动标点6000余处，为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工程“大修”开了一个漂亮的头。

为完成此次修订，中华书局组织了国内古文献整理、断代史研究、专史研究等方面的200余位专家，组成17个修订小组，同时展开修订工作。除《史记》之外，《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也已交稿，负责两部五代史修订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也来到发布会现场介绍了相关情况。全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将于2015年完成修订，并将于2017年全部完成出版。

史记修订“八年抗战”

《史记》之难，一是在于它版本复杂，由于读者多，就印得多，甚至同一版本印制出来也不同。“《史记》的点校工作，即使我们组织一个团队，用50年的时间来点校，也不能算是很充分。”

赵生群昨天说，“贺次君（点校本《史记》点校者）曾对《史记》64种版本做过介绍。比如我们这次用的底本是金陵书局本，当年顾颉刚（点校本《史记》点校者）用的也是，但不完全一样，和张文虎（清代学者，著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用的《索隐》本也有很大不同。”《史记》的史料也很复杂，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有2000多年的跨度，相当于《史记》写成至今的跨度，而且这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古籍都亡佚了。“司马迁号称自己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就是把汉以前的史料清点了一遍融入到《史记》里。”

另外，《史记》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赵生群说，据社科院历史所统计，《史记》相关研究论著大约与其他二十几部史书的研究总和相当，甚至更多，这也为《史记》的修订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从2005年开始，赵生群便与5位教授、3位副教授一起开始了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全程参与“二十四史”修订本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八年抗战”。

一字一标点均有来历

赵生群告诉早报记者，他们最先做的工作，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工作就是版本的核对与通校，“我们一共通校了10个版本，就是每个字每个标点校下来。通校本有景祐本、南宋绍兴本、黄善夫本、《索隐》本和殿本，还有5个参校本，本来是想发现有问题了再参考的，但实际上也都通校了一遍，所以光是通校就做了大量工作。”

景祐本是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被称为“世间乙部第一善本”。此外他们还参校了包括日本藏六朝钞本等在内的9种古钞本和众多参考文献，规模之大超出此前各家。“那个工作是极其辛苦的，《史记》本来只有60万字左右，但三家注加起来就有300多万字，需要校整整一年。每一个版本校完都有一个校勘长编，光是记录就有几百页，标点就有几十万字，然后汇总到我这里一条条过，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校勘价值的。核对《史记》三家注的引文也花了一年多时间，那些重要文献，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我们都尽可能多地参考。比如张文虎的札记有9000多条，每条几乎都涉及了好几个问题，判断有没有价值、是否吸收也花了1年多时间。很多问题还请教了天文、地理专家等。”即使交稿后，修订组也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审稿、讨论、修改、校对等工作。最后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标点无来历。

弥补遗憾之作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海内外学界公认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二十四史”现代通行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早在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首次提出了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从1959年出版第一本点校本《史记》以后，直到1978年，“二十四史”的最后一本《宋史》方才完成。

然而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之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给读者带来不便。2005年，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

而“二十四史”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史记》。1959年版的点校本《史记》是由顾颉刚、贺次君标点的，宋云彬参考标点本重新标点并编辑加工，最后由聂崇岐覆校。尽管这几位已经是当时断代史的顶级学者，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真正用于点校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而且体例未定，连校勘记也没有留下，用清代学者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代替，校勘成果仅用方圆括号表示；在没有科技手段的帮助下，几乎就凭顾、宋等几位老先生的一己之力完成，留下诸多遗憾。

于是，从2005年准备工作一开始，由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的团队担任《史记》修订工作便最早确定下来了。赵生群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在校一直开设与《史记》相关的课程，研究《史记》已有几十年，由他主持修订《史记》再合适不过了。

多处讹误改正

此次《史记》修订沿用了顾颉刚等人点校时采用的金陵书局本，之所以采用这个版本作为底本，是因为这是由清代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王大昕等人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清末以来最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也有学者提出用日本的黄善夫本，这是最早的三家注版本，有许多优点，但是作为翻刻本，它有很多字形相近产生讹误的低级错误，而且数量非常之多，以此为底本需要写很多意思不大的校勘记。也有人提出用百衲本，问题在于百衲本号称以黄善夫本为底本，但却参考殿本等对它做了大量挖改，大概有2000处，都没有清人精校的金陵书局本好。”

在修订过程中，赵生群等人采用的是包括本校、点校、他校、理校在内的综合校勘方法。遇到难以解决的情况，则用异文校，即“把相关情况摆上去，不做判断，更不改字”。

发现的错误主要有讹脱衍倒，即讹误、漏字、多字、颠倒，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多种错误。“情况非常复杂，有两个人合成一个人的，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的，甚至是地名变成人名，祖父能误成孙子，一个人能自己成为自己的父亲或儿子的。”赵生群举例说，如“昌平”误作“平昌”、“如安”误作“安如”、《左传例》误作《左传释例》、《晋纪》误作《三日纪》、《瑞应图》误作《应瑞图》等。

赵生群说，“尽管张文虎校勘很精，但也有错误，比如《史记·三代世表》他改错了十处，从学术角度来讲是很严重的。原来的点校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律书》有一篇，在八处做了校勘改了字，都改错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纠正过来。”再比如，《秦本纪》中，“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钱大昕曾经指出，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五”应该为“立”，但是没有找到相关证据，而这次在一个日本钞本里发现“五”就是读“立”，也在这次校勘中得到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