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日本军国主义"七作为"

教科书·警世钟
——重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启示

2012年，向隆万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阅读东京审判检察长季楠的私人收藏文件。

今年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不仅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作出罪状认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重读仍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八纮一宇”出自中国古书，“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们解释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他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一个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后，激进分子还是以中下军官为主。他们阴谋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决书》指出：“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当时田中义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报告后准备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但在陆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 沈阳事变 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会员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计划的。”最会滋事者，当推送上绞架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前后土肥原以特务机关长的身份供给参谋本部有关中国的秘密情报。为诱骗胁迫溥仪从天津到沈阳，土肥原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包括向溥仪送藏有炸弹的水果篮，寄恐吓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将溥仪押上一辆有持枪队伍保护的汽车，从住处转移到码头，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土肥原还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内蒙自治政府”和“华北自治政府”,并多次转移汪精卫等等。正如《判决书》第十章所述：“土肥原凭借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和武力实施，在促进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侵略事态进展上担任了显著任务。”

三曰“逼宫”。政党内阁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一大阻力。为扫清障碍，军部对内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1932年1月17日桥本著《议会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说：“责任政府——政党内阁制度——完全与宪法背道相驰。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紧迫要做的是让现有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中，日本内阁竟换了17届之多，政党出身的首相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冈田启介首相本是军人出身，但因不满过激派的武力扩张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军官企图暗杀冈田本人而达到顶点。22名军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变政府，占据了主要官厅，使东京处在恐怖状态中达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桥和内务大臣斋藤被恐怖分子暗杀。十天以后，冈田因不能控制军部而提出内阁辞呈”。文人首相中除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近卫文麿赞同军部方针外，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遭军人少壮激进派暗杀。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军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首相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要职，集大权于一身。他当然没有想到，4年之后成为阶下囚，7年之后上绞架。

四曰“愚民”。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谬论，例如“日本天长地久，命定要扩张”，“国民应走的道路就是 天皇之道 ，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凡是反对宣扬 皇道 使命者，陆军就要和他作战”。日本所有学制都强迫实行军事训练。“九·一八”发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来教育学生，“九一八”之后，则完全是极端国家主义的“新精神”。1938年5月荒木转任文部大臣，上任即发布新训令，学校完全处于陆军省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也不遗余力。1936年5月20日陆军部成立情报局，控制面向公众的一切通讯。《判决书》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经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说和公开发表的言论事先都必须经警察核准。”“1931年之后，特高警察对凡是反对现政府政策和公开发表意见的人，都加以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