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亟须正本清源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今年7月1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各省一级计生、财政部门申请公开201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抚养费总额，以及使用情况。一个多月过去了，在已书面答复的31个机关中，有4个要求延期答复，有14个连总额也不知道；福建等9个省级财政部门公布了2012年度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这些省的累计总额高达90亿元。

目前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与去年媒体估计的全国每年征收社会抚养费超200亿元的数字大致相匹配，但对于天量社会抚养费的具体用途，各地财政部门的回答却大都语焉不详，难彰公信。

社会抚养费本该派什么用场呢？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1980年代起各地对超生实施“罚款”。但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对违反计划生育这种“倡导性义务”进行“罚款”的合法性日益受到严重质疑。2000年中央公布8号文件，明确提出“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给予必要的经济制约”，将超生罚款改为征收行政性费用。之后，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了社会抚养费制度。2002年国务院又制订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所以，社会抚养费不是一项针对违法行为的罚款，而是一种对计划外生育行为征收的补偿性基金。据《人民日报》2002年2月8日报道，当时的国家计生委负责人曾强调“要正确理解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公民多生育子女，不仅增加了家庭负担，而且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投入，给予社会必要的补偿是应当的”。所以，社会抚养费只能用于补偿社会，不能挪作他用。

然而，目前社会抚养费的征用、使用情况并不透明。公众的直观感受是，社会抚养费成了计生部门的禁脔。比如，去年6月，陕西省镇坪县怀有7个月身孕的冯建梅，遭到当地计生部门强制引产，相关血腥照片震惊全国。其实，按当地规定，冯建梅夫妇本可生育二胎，只是未及时办手续，结果当地强迫他们缴纳违法的“押金”，因为交不出这笔钱，准妈妈冯建梅遂被强制引产。这种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征收的行为，枉顾公民人身安全，也违背计生政策的本意。

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失独家庭”问题、30年不涨的独生子女费等明显与计生国策有关的民生痛点，社会抚养费制度却完全无能为力。

社会抚养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有一篇作者包括重庆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务处人士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称：社会抚养费上缴财政部门之后，会按一定比例返还人口计生部门。该文提供的数据显示，80%的社会抚养费被返还给人口计生部门。2009年重庆全市社会抚养费用于人口计生事业的经费为近10.8亿元，占人口计生事业总财政投入的69.8%。也即，至少在重庆，人口计生部门花的钱里面有近七成来自社会抚养费。相信在全国范围内，情形不会差别很大。

这无疑形成了“超生养计生财政”现象，如前述论文所言，“社会抚养费成为不少区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当然从根本上扭曲了设立社会抚养费制度，乃至设立计生部门的初衷。

近段时间，国家卫生计生部门表示“将依据实际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社会抚养费作为计生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有必要予以完善。首先要做的是对公众的坦诚，应向公众亮出天量社会抚养费的家底，明确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其次，要破解“超生养计生财政”抱薪救火式的僵局，让社会抚养费不再成为计生部门的人头财政。第三，真正落实开征社会抚养费的本意，将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超生占用的社会资源，奖励独生子女家庭，及时救助“失独”群体，做到抚民不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