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当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当家却不怕柴米贵”，职务开支花钱如流水。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要100万元以上。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金如土现象，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不当职务消费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国家财富，引起群众不满。（8月13日《京华时报》）
合理的职务消费是公职人员履职的重要条件，也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必须支付的成本，民众既能理解也肯承受。但是，职务消费的外衣所遮掩的过度消费、奢侈浪费、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问题，无疑是法纪和民众所无可容忍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指出，从1978年到2005年的二十多年里，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4%上升到了24%。而在国外，职务消费一般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至6%。
面对快速增长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以及与国外的巨大差距，一些人大代表曾用“可怕”二字来形容——“国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有近1/4花在了行政职务消费上，那就是1万亿元，这太可怕了！”。由此来看，遏制泛滥的公务员职务消费，已不仅仅是规制权力和反腐败的问题，更关涉到公共财政的成色质地、政府部门公信力和为民理念等问题。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透露，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官员可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将有定性标准。但时至今日，并未见消费标准出台。由此，既可见遏制官员不当职务消费之艰难，又似乎表明出台标准未必是治本之策。在财政信息并不完全透明的形势下，“超标”的官员会想尽办法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未“达标”的官员提高消费标准变得名正言顺。
公务人员职务消费之所以居高不下，归根结底是因为财政信息不透明，财政的钱袋子几乎完全被行政官员自己掌控着，即使超出预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此，遏制泛滥的职务消费，就相当于让掌握钱袋子的公职人员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根本没有可能实现。
所以，治理源头在于加快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经费信息公开，而这，显然并不能仅局限于“三公”经费。一者，公开需要有预算有决算；二者，公开要亮“细账”，让群众监督对政府花钱形成压力；三者，公开的预算须有刚性，超出预算要质询、问责有关官员。
当然，仅有财政信息公开，并不能完全解决职务消费乱象，这就需要另一项制度提速：符合国际惯例的官员财产公开。唯有“双公开”提速，在职务消费方面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无可否认，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边缘，要想过河必须趟过深水区。在当前财政收入低增长形势下，“双公开”提速既具有现实需要，又是维护公共财政和政府公信力之必须，还是反腐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燕农）
(原标题：职务消费泛滥逼迫“双公开”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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