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两个面貌（上）

赖建诚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中的个人相互依存，若要增进整体福利，则人与人之间要有同理心或同感心（sympathy或empathy）。但在《国富论》里，就像你早已熟知的论点：人是自利的，市场是竞争的、无情的。这是截然不同的人性论：互助共利说vs竞争自利说。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者，给这个矛盾性的议题取个名字：Das Adam Smith Problem，用来指称人文社会学者与哲学家对这项矛盾的争辩。有许多人宣称已经解决这个议题，但至今为止仍无明确定论。

笔者认为最简洁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Vernon Smith（弗农·史密斯，1927年生，2002年以实验经济学得诺贝尔奖）1998年提出的见解：在社会的层面上，斯密认为人必须互助共利，所以在《情操论》提倡“同感说”。但在经济层面上人是自利的，在市场层面上人是竞争的，所以“竞争自利说”成为《国富论》的核心。

问：我们知道竞争和自利的意义，但对同感心（sympathy）这个概念较陌生。

答：用中文的概念来表达，就是“感同身受”、“替他人设身处地”、“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为什么人类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里有“镜像神经元”，看到镜子里的人被火烧，也会感受到他的痛苦，所以才能从古今中外的小说、戏剧、电影、音乐中，感受到别人微妙复杂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哪些动物没有镜像神经元？最明显的是蛇类（会相互吞食），老鹰啄死猎物或子女时毫不留情（别人的苦痛对它们无意义），据说是因为脑中缺乏一种cortex（大脑皮层）。镜像神经元若有基因缺陷，就会有自闭的倾向，对他人的喜怒哀乐较无感受，俗称“白目”（不会看人脸色）。

问：你说得相当清楚，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议题似乎就这么简单明确，为什么19世纪的德国学者竟然想不通，还惹出一堆研究文献？

答：主因是德国经济学家中有一派属于社会主义或同情社会改革者，他们对当时主流的英国式自由放任学说很有意见，就把这笔账算到学说的源头斯密身上。要怎么批判他呢？很简单：论证《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内在见解相互冲突，而且这种矛盾既是显然的，又是无法调和的。简言之，习于国家主义的德国学者认为，英式的自由主义不是跨越时空的真理，斯密的著作更不可靠，因为这两本源头著作，对人性本质的立论相互矛盾。

问：请稍等一下。1759年《道德情操论》出版后斯密名声大振，之后去法国游历（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会见了重农学派的主将Quesnay和Turgot等人，受到他们的自由主义影响，把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概念写进《国富论》（1776）。如果我是当时的读者，我也不会认为这两本书有什么内在冲突，因为这两本书相距17年，谈的是两个独立的主题。我觉得是德国人在经济上落后，又怕英货侵入，所以反英情绪较高，对自由贸易说尤其反对，因为德国的工业与产品需要关税保护才能存活。你认为那是这种情结引发对斯密的批判吗？

答：我不知道德国学者的真正动机，但人在自卑和自大时什么事都想得出来。我比较知道的是那两年半的法国之旅，对斯密确实是重要的经历。简单地说，斯密属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他道德哲学观念的两位重要人士之一，是Francis Hutcheson（1697-1746），Ian Ross的《斯密传》（牛津大学第2版，2010），第4章的标题就是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Hutcheson（不可或忘的Hutcheson）。另一位就是众所熟知的David Hume（1744-1776）（编注：戴维·休谟）。在《斯密传》索引页569-570，Hume占了将近整页，Hutcheson约有半页。

这两位的影响在《道德情操论》（1759）出版前无可置疑。但在1759年与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17年间，有人认为影响斯密道德哲学的来源，是法国的重农学派（Quesnay和Turgot等人），和哲学家如Voltaire（1694-1778，伏尔泰是笔名，本名是Franois-Marie Arouet）。换句话说，有人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人性本论分属两个来源：前者属于苏格兰，后者属于法国，同感互利说是苏格兰的，自利竞争说是法国的，两者差距17年。

德国学者注重这件事，认为法国游历改变了斯密的人性观。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Karl Knies（1821-1898）认为，“法国之旅与这两本书之间的差异，不能视为单纯的意外”。我同意你的说法：德国人多心了，因为自由主义在苏格兰学者之间早有共识，法国的自由主义是斯密精神上的奥援。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时斯密36岁，心智上已经成熟稳定。《国富论》虽然是17年后出版，但那是因为他受成名之累杂事过多，加上那本书太厚（超过800页）才会拖这么久。其实他的见解早就定型了，我认为《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是持续性的著作。但是还有许多德国经济学家，例如闻名的Lujo Brentano（1844-1931）在1877年，以及Witold Skarzynski（1850-1910）在1878年，都坚持这两本书之间是断裂的，认为斯密的人性道德论从英国转向法国。

问：英国学界对德国人的“断裂说”有什么看法？

答：1764-1766年史密斯在法国游历，有位在Glasgow大学听课的学生，留下1762-1763年的笔记。18世纪中叶的学术风气，是学生记下详细的课堂笔记，在书局出版供他人阅读，也供教授日后修改著作时参考。这些笔记现在收录于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法学论集》，全集第5册，1978）。从1762-1763年的笔记可明显看出，《国富论》的主要见解，尤其是自利说和竞争说，在赴法之前早就形塑了。

举一段最有名的例子。1762-1763年的笔记里说，屠夫、酿酒者、面包烘焙者，并不是为了我们需要饮食才去做那些事。他们之所以勤奋地在本业上努力，完全是出于自利的动机（赚钱养家活口），而不是出于慈善或利他。这个例子在17年后的《国富论》里再度出现，只有字面上的差别，内容与讯息毫无二致。这个例子再度显示：1764-1766年的法国游历是找寻知音之旅，德国学者应该先查证这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作者系新竹市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