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上海：“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这是1990年11月28日，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

“坐在火山上”的市长

朱镕基当时接手的上海，是一个转型时期尴尬的工业城市：无法再享受原有计划经济统配的廉价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场自行筹措，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财政多年滑坡。1985年到1987年，上海的年财政收入由181亿元跌到165亿元，而在朱镕基接任市长的1988年，当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为153亿元。

此外，长期以来上海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需上交中央，建设资金的不足，导致上海的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伴随人口增长，交通、住房、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加剧，物价上涨，食品供应紧张，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应该都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犹新。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笼罩在甲肝阴影中，感染人数达31万；而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在这一时期出现老化爆裂情况，冲毁马路，影响用水，还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1987年12月22日，朱镕基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1988年2月6日，朱镕基正式来到上海工作，到4月25日当选市长，他坦言：“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甫两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而这场会面结束后，作家请求市长帮他买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因为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后门关系而非售票窗口购得。

“法制加铁腕”管上海

除了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位一直身在中央的官员发现很多困难来自当时的机关部门。朱镕基素以雷厉风行著称，到上海当日，上午下火车，下午就去了财政局听报告，但在几个月的工作中，他发现自己对有关部门报告、人大议案、群众来信的批示，因为没有有效的督办制度，经过各机构的层层转批，许多都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1988年7月31日，朱镕基写信给时任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万学远，直接批评“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的市府机构现状，提出“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凡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直接请示市长。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对领导批办事项要一抓到底》）

这封信促成了市政府办公厅建立起领导重要批办事项的督办制度，也印证着传说中朱镕基的“铁腕”，但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与他对人的严厉批评出现频次基本相当的，还有他的自我批评。而在《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中，他对“铁腕”又有一种理解角度：“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个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当然，总的还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下去同人民在一起，同甘共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你那个铁腕，他也会谅解一些。但如果你自己高高在上，吃喝收礼，替自己修房子不掏钱，尽搞裙带关系，不以身作则，你那个铁腕还‘铁’得起来吗？”

单是铁腕自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市长的领导智慧。《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收录了1990年3月29日到4月7日，朱镕基向来调研浦东开发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三次汇报，可以看到他为争取浦东开发的层层递进的发言内容。

1988与1990年，朱镕基两度会见当时还是香港仲量行董事的梁振英，就上海发展中遇到的土地、住房等问题请教梁的看法，并询问香港的相关经验。当时梁振英不过三十多岁，而朱镕基已年过六旬，但言谈中一派虚心请教，极为客气。

1988年，朱镕基约见在上海考察的联邦德国机械专家格里希，格里希考察了17家上海企业，第一印象是“脏”，朱镕基提出更换厂长，格里希不赞成，因为新厂长还得现学，但认为可以给厂长施加压力。这一点马上被朱镕基吸收，谈话结束时，他请格里希为厂长们做一场报告，明确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意见以“施加压力”，而专业人士的意见容易被厂长们接受。

格里希说：“我愿为你而做这个报告”，“讲到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声音会很响”。朱镕基说：“希望你多讲不愉快的事情，边谈边敲桌子也无妨。”

地铁1号线这样谈成

书中颇能体现朱镕基的谈判技巧的，是1988年7月11日与联邦德国经济合作部国务秘书冷格尔的会谈。当时上海正筹建地铁1号线，英法德三国都在竞争合作建设，占据主动的朱镕基开门见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你们政府承诺的贷款额度小于地铁项目所需的投资数，差了两亿马克，这怎么办？”

在获得冷格尔“我们同意支付还需要的两亿马克，而且不要中国给予任何特殊优惠”的回复后，朱镕基又确认了追加的两亿马克并不在给中国对外经贸部的贷款总额中，而是专门用于建设上海地铁的软贷款，并希望此结果能向对外经贸部明确。得到冷格尔的确认后，朱镕基继续说道：“我对你的友好合作精神表示感谢。英国曾提出对项目管理人员提供免费培训。这笔费用相当于2000多万美元的赠款。”

冷格尔说：“这件事我是刚听到，我回国后再继续积极努力。我们已经投入了4.6亿马克，不会因为2000多万美元而使谈判失败的。对此，德国工业界也非做出相应的努力不可。”

至此，朱镕基不再谈论地铁，而是谈上海接下来计划吸引外国投资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希望联邦德国成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各国来上海合作。”

上海市民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地铁1号线，就是朱镕基这么谈成的。在这场会谈的结尾，冷格尔还介绍了德国的时速600-700公里的“磁性高架铁道”，并邀请朱镕基去德国参观。后续是2001年，引进德国技术的世界首条高速磁悬浮交通商业示范运营线在上海开工，2002年12月3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出席完通车试运行剪彩仪式后，亲自体验了上海的磁浮列车。

提出建迪士尼设想

“今天每个人都能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壮丽，但在20年前，上海包括全国，很多人都存有疑虑。而使这样的蓝图化为现实，没有远大理想、宏伟构思、现实坚持，是难以实现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

1989年10月26日，朱镕基在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发言，认为上海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十分拥挤、交通非常困难、工业过分集中、污染比较严重，而开发浦东，能够以比较少的费用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成本主要在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中，朱镕基认为港口是第一位，道路是第二位。朱镕基多次提及北京、天津的环线经验，认为上海“应该把环线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并强调“环线作为整体规划一定要到浦东”。

“我这个任期里面能够把这个环线（指内环线）搞起来，我就很满足了，就是为上海做了很大的一件事情。”朱镕基说。而对于外环线，他当时提出应该考虑到外高桥和宝山的发展，但认为“不是五年能搞成的，十年能否完成也是一个问题”。

对于建设浦东应以怎样的标准，朱镕基认为浦东会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他强调：“城市的高标准不在于几幢房子，而是在于城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这一点，我们要看到5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

1990年，朱镕基在上海城市发展规划研讨会上提出浦东开发可以分四步：第一步除了开发陆家嘴外，还应大量修建住房，完善市政、商业、医院、学校等配套，再分片建设开发小区，在交通的完善之下，促使市民移居浦东。

第二步是将外环线的浦东段尽量靠海，另外从延安东路隧道过江，经过花木地区，一直到浦东机场再修一条干道。

第三步则是回头改造，整治整个黄浦江的东岸，沿江边修一条林荫大道。

最后，朱镕基设想，在浦东新区最北端建一个迪士尼乐园。“总之，要按现代第一流国际城市的要求搞好浦东新区的规划设计。”2011年4月，上海迪士尼在川沙动工。

朱镕基上海关键词

一个图章

为改善投资环境、简化审批手续，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对外，上海市于1988年6月10日成立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负责审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市长朱镕基兼任主任。用一个图章取代了此前审批外资项目需要的126个乃至更多的图章。

五戒

朱镕基来上海工作时为自己提出的要求：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在《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中，朱镕基说自己犯了两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

“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

“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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