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中一再强调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历史认识中，我们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历史之外寻找任何历史认同了吗？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

罗 新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著

周俊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6月第一版

279页，45.00元

最近听到的有关蒙古的消息，是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的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致于他在蒙古人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十三世纪后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在我看来，杉山是在武装了炫人耳目的多语文工具的同时，和许多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的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论著。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启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绸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建立这个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论述，不得不专辟章节批判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说，这便是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学家所创建的近代世界体系理论。华勒斯坦认为，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的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是指出华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有趣的是，杉山对华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华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华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华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及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十六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华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藉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