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岳飞回归历史

在学术界，虽然有客观对待岳飞问题的声音，但当涉及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问题时，为岳飞左袒依然是主流。学者当然分得清史实与虚构，却很难完全摒弃超历史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并面向大众重新言说。

姜 鹏

《岳飞传》

邓广铭著

三联书店

2007年3月第一版

479页，28.00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被改写后冠以《岳飞传》之名印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对于很多读者把该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的现象，邓广铭先生深感忧虑。稍后不久，邓先生将他倾注心血、三次改写的《岳飞传》再度出版，不知是否即有正本清源之意。

很多流传甚广却与史实不符的岳飞故事，并非纯由小说家、说书人杜撰，而是有相当史料依据的。用现代史学方法，对各种真伪舛讹的岳飞史料进行辨别去取，是项复杂的工作。最早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无疑是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清除了很多障碍。比如关于“拐子马”的考释。岳飞大破拐子马的精彩描述，初见于其孙岳珂编撰的《鄂王行实编年》。据岳珂描述，金人以三匹战马为单位，韦索相连，同进同止，是谓“拐子马”，无数“拐子马”形成强大的骑兵墙，向前推进，战无不胜。岳飞率先窥破其弱点，命步兵持麻扎刀陷阵，专砍马腿，于是大破“拐子马”阵，并迫使金人以后再也不敢使用这一战法。后经小说家演绎，金人的“拐子马”更成为充满神秘色彩且令人恐惧的东西，不过再凶猛也难敌岳帅智勇双全。但以常识来看，岳珂笔下的“拐子马”颇不合理，把三匹马绑一块儿，其中一匹打绊了怎么办？一般人只能怀疑，却也说不出“拐子马”究竟是怎么回事。邓先生对此予以解释，“拐子马”并不神秘，只是骑兵左右翼的另一种称谓，而且是汉人的术语，北宋就有了。金人的骑兵，尤其是岳飞的对手完颜宗弼（即四太子兀术）率领的骑兵非常精锐是事实，却并不像岳珂描绘的那般鬼怪百出。邓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破金人骑兵阵的，岳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岳飞之前，刘琦大胜于顺昌；岳飞之后，王德破之于柘皋。邓先生非常肯定岳飞的功绩，始终表彰其为人，但通过考释“拐子马”，也告诉我们，即便对于崇敬的历史人物，也该实事求是地去认识他，不需添加无谓的光环。

论“十二金牌”之无，是邓先生以考证破陈说的另一例。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载，绍兴十年（1140）北伐，岳飞曾在一天之内收到朝廷的十二道金牌，促其班师。经小说演义改编后，变成这样一则长期流传的故事：岳飞连连大胜金兵，正待直捣黄龙，却因十二金牌功亏一篑，英雄扼腕，壮志不酬。这在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们看来，是多么悲剧的一幕。邓先生却指出，岳珂的记载难以采信。此说当源自另一份史料《岳侯传》，但《岳侯传》中说的是十二道诏书。为同一事件而一天下十二道诏书不合常理，岳珂也的确没找到其中的任何一道，所以在转述时把十二道诏书改成了十二道金牌。“十二金牌”的故事，很容易煽动读者情绪，但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则是无谓的噱头。

谈到班师，可以介绍一下另一位宋史巨擘徐规先生的研究。徐先生曾撰有《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一文，关于绍兴十年大班师的背景，徐先生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仔细分析当时宋金双方实力对比，可知班师有其不得不然之势，和议是双方势力均衡的结果。其二，徐先生指出岳珂关于这次班师的描述不实。《鄂王行实编年》中说：“（秦桧）知先臣之志必不可和，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这段文字虽意在指责秦桧奸诈，但也透露出当时韩、张、杨、刘各部已纷纷撤回，只有岳飞坚守在最前线，有利于塑造岳飞爱国最深的孤胆英雄形象。但这一描述与事实并不相符。岳飞撤军的确切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事实上，诸大将中唯张俊于闰六月下旬回师，先于岳飞。韩世忠部八月仍奋战于淮阳，刘琦亦坚守至九月初方旋师，西线长安战事也迟至八九月间收尾。更有甚者，在岳飞班师后四天，杨沂中部尚有进军计划，受挫于宿州（今安徽宿县）柳子镇后方渡淮南归。

从研究史的角度看，学者以历史态度探讨岳飞形象的努力不可谓不持久，成果亦不可谓不丰富。但由于民间把岳飞作为神格崇拜对象的基础太深厚，学者恐怕不得不承认，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但笔者想指出，这一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