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背叛

现代小说就像现代音乐，你无法指望读它而得到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和净化。你读到感人之处，刚准备热泪滚滚，却又听到了话外音，小说家总在你准备投入故事情节时把你拉回现实生活，虽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狠狠地过了一把瘾，想象了一位天才横扫一切的魅力，却不肯给读者同样陶醉其中的满足。

冯洁音

《名字之歌》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

赵舒静 杜筱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第一版

265页，30.00元

“……无人目睹有人从车里出来，警方称在不到零度的气温下，寻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他朝桥上站着的一群男人点了点头。他们戴着黑帽子，穿着黑大衣，左右摇晃着身体，伤心恸哭。这场面铭刻在我眼底，我的双耳和血液中的每个基因都把我拉向桥上的犹太人，我垂下头，为失踪之人的生死吟起诗篇：“我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听见他们的领袖哭喊着，大卫的每个字词都重读到支离破碎的地步。

这是诺曼·莱布雷希特的小说《名字之歌》（Song of Names）中的一个情景。具有非凡才气的小提琴手戴维多在首演当天突然不知所终，给儿时好友莫特留下了无限的悬念和遗憾，几乎毁了他的生活。四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遇使莫特与戴维多再次相逢。戴维多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但仍然没有忘记拉琴，他说哪怕是一首婚礼颂歌，他也能拉出二十分钟的变奏，他的这种使时间停顿或飞逝的本领是只有帕格尼尼才掌握了的技能，在音乐厅里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莫特准备重新把戴维多推上舞台大展才华，雄心勃勃地算计着让他补偿失去的岁月，尤其是报答莫特一家对他的养育之恩。但是，几天之后，戴维多却驱车坠入了距公路桥下六十英尺冰冷的河水中。

“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主而来， 其他人回应道。他们拖长最后一个音节，不愿接受上帝对他们的祷告毫无回应的事实。”这样的情节惊心动魄，场景催人泪下，但是莫特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收起了眼泪。他还暗自庆幸这一次他只是刚刚开始制定计划，不像四十年前，担任音乐经纪人的父亲竭力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克莱斯勒，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戴维多这颗即将升起的明星身上，最后却名誉扫地、经济损失惨重，争强好胜的母亲几乎精神失常，莫特自己则像失恋的人一样沉湎于往昔难以自拔，既时常牵挂戴维多的安危，又因为自己无故被抛弃而倍感尊严受挫。

莫特发现，当年吸引戴维多逃避舞台，放弃名扬天下机会的是“名字之歌”。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确认死亡同胞的身份后，为了将他们的名字牢记在脑海里，在晚间祷告时吟诵这些名字，像唱一首复调歌曲，直到联系上死难同胞的亲人，按照犹太传统为亡灵举行追思。戴维多在波兰的家人几乎全都被纳粹送往死亡集中营，他得以幸免，是因为父亲带他来伦敦师从著名小提琴教师学艺，寄住在莫特家里。那是1939年，当时世界根本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会丧心病狂至何等程度。战争结束后，“可怕的真相来得断断续续”，人们在影院观看解放集中营的情景，所见纳粹的野蛮和暴行用言语无法形容，外面“生机勃勃的春季黄昏”似乎也充满讽刺意味。犹太人纷纷寻找留在纳粹后方的亲人，戴维多一家却始终没有音信。

亲人存亡未知，戴维多渐渐对音乐失去了兴趣，莫特父亲特地为他购置的1742年制作的瓜达尼尼小提琴也未能唤起他长久的热情。但是，他的音乐演奏天生有克莱斯勒之风，对巴赫等音乐大师的诠释超凡入圣。当他终于决定在音乐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时，莫特父亲巧妙地利用他的中间名伊莱（Eli）为他作宣传，因为伊莱听上去古雅别致，且能让人联想到万能的上帝，再配上他的姓氏Rapoport（形似rapport），似在告诉众人这位天才小提琴手是人神之间和谐交流的媒介，他能给“造物主怀着神圣的意图赐予我们的音乐”注入新的血液。然而，首演当天，他却不辞而别，还带走了那把价值不菲的瓜达尼尼小提琴。

莫特再见到戴维多时，他已经在极端正统犹太教派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找到了宁静。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不再需要承受人们对天才的期待，而研习《托拉》的过程也堪比演绎巴赫的音乐，人们凭直觉和经验琢磨每节经文的内在意蕴，还能找到更多种诠释。戴维多出生在华沙的犹太人区，那里贫穷拥挤，却充满生活气息，儿童的天赋得到自由发展，这可能也是后来极端正统犹太社区生活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他能在这里摆脱侥幸生存的负罪感和梦魇，而被纳粹杀害的三十九个家人的名字全都在他重建家庭的成员身上得到了复活。戴维多依然拉琴，那把瓜达尼尼小提琴在不明就里的人们眼里不值钱，但他轻轻触动琴弦，却能使一个窄小的空间变得像大教堂一样宽阔。

莫特四十年来一直涉身俗世，与戴维多重逢的欢欣很快让位于对利益的索取，精明的盘算取代了从前的爱和友谊，他以报复的心态催促戴维多重返舞台，对戴维多津津乐道今后众人将如何追星捧月。虽然明知戴维多不可能接受他的计划，得而复失似在预料之中，但不知为何这次经历竟然使他振作起来，重整旗鼓，恢复了父亲去世后一蹶不振的家族事业。他炫耀自己的成就，似乎彻底摆脱了戴维多这个旧日理想和完美艺术的象征之后，他得以重新评价过去的人生观，终于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融入了现代生活。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音乐明星故意穿着俗艳，舞台上唾沫横飞，靠出格的言谈举止来哗众取宠；乐手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一年演奏一百二十场音乐会，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在莫特牢骚满腹、絮絮叨叨的回忆后面是低调的父亲的形象，莫特得意地拿自己当下的成功同父亲全盛时代相比，但是父亲莫蒂默·西蒙兹当年凭良心和个人兴趣从事音乐事业，不在乎俗世的规章制度，虽然人情练达，善于经营，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像戴维多一样，代表了一个使人留恋却永远逝去的时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莫特缅怀往昔，想起与戴维多共度的时光，他们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其乐融融，两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戴维多曾经向他展现过一个激情洋溢的世界，以天籁之声使他升华，“给了他存在的理由”。戴维多不只是天才小提琴手，他还是个神童，下象棋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手，在学校能神奇地捏造谎言并逃避惩罚，“在整个英国预科学校史上，连带文学史上”都没有哪个学生如此胆大妄为，敢与任课老师对抗并大获全胜。“无论什么危机，他都全然不可预测，故而不可战胜”。莫特只是戴维多的影子，他甚至根本不叫莫特，那是戴维多给他的亲密称呼，他其实只是平凡的“马丁”。

儿时的马丁近视，矮胖，衣冠不整，说话还有些结巴，没人愿意同他交朋友，他只能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但是，谁又能肯定戴维多不是马丁想象出来的人物，戴维多的故事不过是马丁童年自编自导故事的不断延续呢？九岁半的时候，他就有声有色地想象自己如何在集会上当众致辞；在剑桥，他同别人一起回校园，“戴维多从小巷子里像变魔术一般冒出来”，这简直就像是头脑过于复杂的天才数学家纳什在神思恍惚时看见的情景。

步入成年后，往日纯真美好的情感逐渐消失殆尽，马丁成为了一个通达世故的人，他在音乐经纪领域里虽然半心半意，与人交往却也得心应手。再次遇见戴维多，或许只是某种回光返照？或许一切往事如梦？但是柯尔律治曾经写到，“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样呢？”马丁手中也有一朵花，就是那把戴维多退还给他的瓜达尼尼小提琴。这把小提琴令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找来了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请他追根寻源，探明究竟，于是有了小说《名字之歌》。

正如马丁所述，“我的生活是一支没有和弦的悲伤奏鸣曲，无限紧张却无法得到满足”，莱布雷希特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部现代交响曲。《名字之歌》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包括展开、回忆、揭秘和结局。往事叙述充满深情，但又少不了莱布雷希特擅长的冷嘲热讽，好似现代交响乐曲中刻意掺杂的不和谐音；一方面憧憬天才非凡的本领，怀抱真诚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有精明的为人处世之道，显示出现代人深刻的自省和自知之明。如同牧师杰弗里斯给戴维多和莫特的毕业赠言，前者“在十弦琴和渐弱的七弦琴上，在竖琴的冥思中给了我快乐”；而后者则是“粗俗之人和心怀偏见的蠢材所无法理解的”。

也可以说，《名字之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讲述了哥尔德蒙和纳尔齐斯的故事。但是在黑塞笔下，两位亲密的朋友一个选择了严守教规的信仰之路，另一个选择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家生涯；在莱布雷希特的故事里，多彩的艺术家生涯与纯真的精神追求全都集于戴维多一身，莫特只是戴维多的附庸；哥尔德蒙对自己与纳尔齐斯分手之后的多情生涯大肆渲染，而莫特对自己离开戴维多后的生活却几乎不屑提起。

现代小说就像现代音乐，你无法指望读它而得到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和净化。你读到感人之处，刚准备热泪滚滚，却又听到了话外音，小说家总在你准备投入故事情节时把你拉回现实生活，虽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狠狠地过了一把瘾，想象了一位天才横扫一切的魅力，却不肯给读者同样陶醉其中的满足。《名字之歌》是现代音乐，不和谐音时常占据上风，更是现代生活，理想和浪漫渐渐隐于幕后，只存在于梦想和回忆中。甚至理想人物本身也并非那么完美无瑕，总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人在俗世的追求以及人性的种种弱点。然而，这毕竟令人感到悲伤，难道我们这些现代人都只能在心里某个角落呵护浪漫理想，珍藏艺术的超凡脱俗，而行走在灿烂阳光里、活跃在舞台灯光下的都只能是精明算计者的面孔？

莱布雷希特能寥寥几笔营造出和谐融洽、令人感动的场景：“母亲下楼来喝茶，发现一个流亡的小孩在提琴上拉帕格尼尼的随想曲，而她自己的儿子在旁边帮着翻乐谱，显得异乎寻常地心满意足。”他更善于自嘲：“喝彩声让我略有沉醉。我从没有在公众场合做这么长的演讲，我实在太享受这感觉了。桑德拉只好用手肘轻推我一下，可别还没说完，照相机就关机了。”他的语言还可以非常恶毒，他毫不掩饰地蔑视对犹太人怀有深刻偏见的小市民，断言在他们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生活环境中出不了音乐大师，同正统派犹太人多层面的精神生活相比，他们“真是老土”。但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做派也令他不以为然：“他们希望不受关注地生活，但车站上戴着黑帽子留着胡须的男人同他怀有身孕戴着假发的妻子却好比华尔街上的阿帕契族人，醒目怪异，隐约有危险的气场，像是在哪儿犯过什么前科似的。”

犹太作家写书，有绕不过去的犹太人信仰和身份问题。莱布雷希特在《名字之歌》中也表达了他对本民族真实而复杂的感情，虽然正统派犹太人社团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定义一个民族的性格，赋予它棱角尖锐、免于侵蚀的特点的，通常是满腔热情之人，而不是审时度势之徒。像我这样走中间道路的犹太人，对信徒……既有可怕的偏见，也有暗暗的自豪”。

莱布雷希特没有忘记自己音乐评论家的责任，在讲述故事之余，还不忘对期盼儿女成才的家长提出忠告。他嘲笑东方式训练小音乐家的方式：父母只想孩子练习技巧，结果是让四岁的小孩慢慢变成了音乐机器人。其实音乐家的成长重在“教化”，需要文化知识的熏陶，需要思想上的导师，“需要能让他奏出心声的人”。

至于诺曼·莱布雷希特本人，肯定不需要在此处重新介绍，海上时髦的文化人恐怕没有谁不认识老莱。《外滩画报》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乐评，迄今为止国内已经翻译了四本他的音乐评论书籍，但却是第一次翻译出版他的小说。《名字之歌》2002年在英国出版，获当年“惠特布莱德处女作奖”。2009年莱布雷希特还发表了小说《对立的游戏》（The Game of Opposites），其中鲜有我们熟悉的刻薄笔调，有着更多人性探索和道德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