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翁同龢情结和张謇、李鸿章心结

2013-08-06 10:16:42 来源: 东方早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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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在7月9日刊发了张謇纪念专题。7月22日-23日,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南通举行,来自国内近十个城市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也应邀与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张謇嫡孙女张柔武表示会沿着张謇足迹继续前进,同时欢迎参会者参观正在建设的新南通。华中师范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则希望研究张謇的相关学术机构能为培育现在的新一代企业家出把力。

会后,张謇侄孙、张詧嫡孙张光武于7月27日通过电邮发来《张、翁情结和张、李心结》一文:“其实李、翁二公是与晚清政局有极大关系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与张謇均有极大关系,由三人关系切入解读,或可见晚清政治与张謇身处其间立场之冰山一角。”

他在信中说:“前读7月9日贵报张謇纪念专题,坦诚言之,此举足称上海多年来对张謇精神及其历史贡献最全面一次推介,其于中国历史研究及之影响作用,不日当可见之。史可为镜,前贤足师,值此非常之时,研读张謇,于教育于企业于慈善于国民精神于民族之文化自觉,均有极大意义。”

张謇先生遗产丰沛,学界努力,我们不敢贪功;但刊发此文,请读者一同探讨张謇与李鸿章翁同龢的关系。

张光武

起意写此文,是在7月22日至23日南通张謇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文人涂鸦属文,意念瞬息即逝,故是文乃有自我抢救之意。此其一。其二,执笔之初,本拟做两篇分述,忽想起今人为文,多有今日一篇,明日一篇,各打各的,于传主之认知,亦常有一人一笔之下,大相径庭,于传主于历史均属不公。张謇之与李鸿章、翁同龢关系,历来为学人论史焦点,而解读不一,加以解读之人,今日打上一枪,明日便换靶场,后续之人,重新做起,又在原点上起步,从整体而言,了无推进之象。今人治学,为求斗米,治一人一身从一而终者鲜见,即使元配重作冯妇,或为会邀应景,相隔多时,意象模糊,也是重炒冷饭,故对历史人物和彼此关系之解读,常如啤酒泡沫,浮在面上。其实李、翁二公是与晚清政局有极大关系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与张謇均有极大关系,由三人关系切入解读,或可见晚清政治与张謇身处其间立场之冰山一角,与其分述不如干脆合作一处更见底里,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了。

张、翁、李三者关系

之分野在于政见异同

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年恩科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高潮。而今苏通大桥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间,望虞楼已成历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时。

张、翁结缘,最早是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时任副主考,与主考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龢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其后数度涉及文衡,屡任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可谓阅人无数。张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获翁氏青睐,尚有深层原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进抵仁川。为阻止日本吞并朝鲜,淮军将领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随行至汉城。兵变平定,张謇居功至大,因身处政治风暴中心,张謇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后六策》等政论,极力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条分缕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龢在内政界高层注意。其实此时,张謇已入翁同龢法眼。时间应在1885年顺天乡试前三年。

此时,丁忧期满归京的李鸿章对张謇之态度向受史家关注。其实,李鸿章对张謇当时并无太大成见。据张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作者注:《张謇全集》第六卷],合肥相国等三人,即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张、吴二人保荐张謇等赴朝立功人员,李鸿章是愿意领衔合荐的。此其一。其二,张謇所著《朝鲜善后六策》由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抄录并在京中散发,翁同龢、潘祖荫和宝廷等朝中要员均已看到,又为满员宝廷“采以入告”,致惊动慈禧,亲向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垂询,此举自令李鸿章措手不及且视为越轨,乃有“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之说。

其实,事过境迁,李鸿章这一面,仍存爱才之念,用才之心。越两年,1884年秋,张謇料理吴长庆丧事归里,时任两广总督之张之洞有延揽意,因张謇系淮军吴长庆旧属,乃央李鸿章转达其意,鸿章命袁子久(保龄)具体执行。《张謇年谱 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六月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久并述北洋意,亦辞。”李鸿章原是受张之洞托为之延揽,说辞中却夹带私货,媒人换做下聘人了。张謇与刘厚生交谈时说得更为具体:“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京,并述北洋延揽之意。”求才若渴之意毕见,自非今人可思。之后,便演绎出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故事。

对于李鸿章,张謇心情有复杂之两面。1911年,时隔近三十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作者注:《张謇全集》第一集]。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此痛惜遗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怼也。此为张謇对李鸿章态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识才、惜才、用才之心,作为当事人的张謇应是心存感佩,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作者注:《张謇全集》第一集]

可以想见,在罗致人才这一点上,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一样的胸怀和眼光,张謇是深为所动的。如此,在对张、翁和张、李关系的认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学人把目光停注在张与翁惺惺相惜、师恩难忘上,其路径不失可取。知恩图报,是张謇作为“士”的基本品格,不仅于翁同龢,于吴长庆、赵菊泉、孙云锦等皆是如此。然仅裹足于此看问题,则是低估了张謇和翁同龢这两位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实,张、翁和张、李关系之分野主要还在政见异同上,这比较符合这三位历史人物真实的政治品格。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宕开一笔,先述绕不开的翁、李关系。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李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翁氏故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作诗十四章缅怀故人,中有句云:“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仅上述诸事,足见翁氏政治风范之一斑,而“徇私报复”之说自可不攻自破。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至此可专述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胡思敬曾有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 纪检官员) 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作者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氏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作者注:王伯恭,《蜷庐随笔》]。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氏之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王伯恭者,李氏幕僚,翁氏门生。

张謇对甲午战事态度

后人谓张謇以“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言论影响翁同龢,实为主战派首领,此言不谬。盖张謇对淮军之信任,源自在淮军幕府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对于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士气、各部将领带兵作战能力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张謇了然于心,对于与日本一战,他确有充分信心,唯一担心且在对日开战一个多月为其察觉的是,“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然而,更令他惊惧痛心的是,在他离开淮军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主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淮军及北洋水师之腐败竟如黄河决堤、洪水泛滥一般迅速,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等为其所知、向以“敢战”自诩的淮军将领一个个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小人,军队作战力到了不堪一击地步。不仅是张謇,连作为淮军和北洋最高统帅的李鸿章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再次坐实甲午败绩并非军费而是军队自身之糜烂腐败。其实甲午战前,张謇深知,李鸿章为淮军首领多年,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领衔战事,主持对日战事全局,自非李氏莫属,提议对李“鞭策而用之”,核心一点,还是主张李长军事。故最后败绩,令他抚今思昔,对李鸿章极度愤怒和失望。推根究源,张謇认为,“养痈为患”,责任在李,乃痛心疾首,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更有“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直指李鸿章消极误战、主和误国之罪,其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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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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