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容器

李华芳

我之前提到大量学生去往北京、上海和广州读书，毕业后也选择留在“北上广深”，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一来城市里有好的大学，其教育质量比较高，对学生具有直接的吸引力；其二，毕业之后，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胜于农村；最后，除了教育之外，城市还具有正外部性，各种思想融合有助于激发创新。

人们经常说城市是一个熔炉，吸引各色人等前往。2012年3月31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世界都市的未来》一文，其中就提到：“最有创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护个人自由、鼓励多样性、提供丰富文化机遇的地方。一个希望吸引创新者的城市，必须提供能够培育新理念、催生创新的肥沃土壤。”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纽约会被《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评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城市”。按照布隆伯格的说法，这是因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到布鲁克林，并不只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更是因为那里有一些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物，如音乐、艺术、设计、美食、商店、技术和绿色产业。”

中国大学毕业生的选择与此类似，尽管媒体有各种对新一轮“上山下乡”式的“大学生村官”和“回乡创业”的报道，但毕业生向大城市流动的主要方向并没有改变。我最近遇到不少亲友的子女面临择业，与他们的父母鼓励他们去自己老家考一个公务员不同，我总是鼓励他们到大城市去。尽管这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年轻的时候，时间这个成本比较低，你总还是可以去外面看一看走一走，哪怕累积些经验和人力资本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如同纽约、华盛顿特区每年吸引大量的美国年轻人一样，中国的“北上广深”也是毕业生的主要选择。

有活力的城市其实就相当于作为一个平台，聚集一群有想法的年轻人，让他们时不时相互交流。那么一个城市除了有好大学来吸引智慧的头脑外，其他与智力拓展相关的活动也必须繁盛，才能持续不断地吸引优秀的头脑，形成思想市场。正如纽约一样，拥有多样化的与智力拓展紧密相关的活动，例如与读书、音乐、电影、艺术等相关的沙龙、会议、展览、节日等。这类同城活动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思想市场是否繁荣的标志。

因此一个基于上述说法的简单假设是：一个思想市场活跃的城市（例如中国的“北上广深”），其与读书、音乐、艺术等相关的活动必然比较繁盛。那么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北上广深”的此类活动也比较繁盛呢？“豆瓣网”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数据，或可以支持这个说法。“豆瓣网”包含了对书籍、音乐、电影等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衍生了豆瓣同城活动。截至2013年7月，从豆瓣同城活动的数据来看，居前三位的恰是“北上广”。其中北京有234万人参加过至少一次同城活动，上海是142万人，而在广州这一数字是102万人。排名第四到第十的分别是武汉65万人、深圳63万人、成都61万人、杭州54万人、南京47万人、西安45万人、重庆38万人。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因为也可能和人口基数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近期活动，活动数量是非常直接的衡量标准。我们以同城活动中的讲座活动为例，限定同一时期（以7月27日起一周内为限），北京近一周的讲座是450个，上海是440个，深圳是180个，广州是130个，成都是110个，杭州是60个，南京是60个，重庆是50个，西安是40个，武汉是40个。除了武汉的名次变动较大外（这种变动极有可能是非常偶然的），以讲座为例的活动与参加同城活动的人口数量大致形成对照。这就清楚显示了“北上广深”的思想市场的活跃程度，也一定程度证实了这些大城市的吸引力。

这些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管窥一斑。城市作为一个思想容器，其扩展无非是两条路，一是扩展容器的容量，二是增加容器内的密度。以上海为例，这两项其实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扩展容量意味着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可能会有人担心上海人口是不是饱和的问题，尤其是你到南京路或者陆家嘴去逛一圈，很难不得出人口已经饱和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却是一种错觉。文贯中教授2010年在《财经》杂志有一篇文章叫《城市化向“东”还是向“西”》，里面就比较过新浦东和老浦西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老浦西单位面积上容纳的人口远远超过新浦东。是以如果浦东未来的发展能借鉴老浦西的优秀之处，未尝就不能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容量。

人口的增多本身就会带来密度的增加。但我们这里强调的密度增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增加那些使人们互相交流的活动，使得思想市场的分工和迂回程度都加深。上海市政府其实也花了不少力气来推动和引导类似的活动，例如上海书展。但对市场或公民社会组织自行探索出来的活动，宽容程度似乎还不足。

上海经常被拿来和纽约做比较，尤其是当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来更是如此。但上海对那些“酷酷的新生事物”的包容度与纽约还有很大的距离。例如2006年到2010年，我和一群朋友曾经在徐家汇发起一个致力于推动“阅读·记录·分享”的项目，叫做《读品》。这个项目聚集了上百位书评人，有一群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志愿者做编辑，后来还在上海的季风书园举办公开的读书沙龙，这恐怕也是上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新风气。这种读书沙龙直接的好处或许并不大，但其间接的正外部性却不小。可惜的是，由于监管方的原因，《读品》项目在欣欣向荣之时就戛然而止了。

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展望世界都市的未来时就已经提出了城市主动的竞争策略，其清楚意识到：“人才吸引资本远比资本吸引人才更为有效，效果也更能持续。”所以纽约未来的竞争策略是如何有效为人才提供服务。这当然不包括否定那些“自发的活动”，当然也不可能去限制一个读书沙龙。所以从“包容性制度”的视角来看，上海与纽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或许就是我要说的思想容器要扩展的另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城市要实行包容性制度。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宽容那些自发性的活动，尤其是当这些自发性活动与思想市场发展紧密相关时，更应如此。

当然由于行政惯性，上海的城市管理部门往往只聚焦于自己的部门利益，这不难理解。但作为上海的领导者应该有更全面的眼光，从管理城市的观念转变到经营城市的观念上来，即便暂时无法和纽约市长一样提出城市的主动竞争策略，也至少应该意识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不仅仅是将金融机构吸引到上海来那么简单，还需要一系列“酷酷的活动”来活跃整个思想市场。惟其如此，才能不仅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创新思想，也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夯实制度基础。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