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如何化解社会戾气

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发生了多起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这些恶性犯罪，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将之归因于“社会戾气”。对于这样的社会戾气，首先必须给予最严厉的谴责，但更重要的，则是必须找到有效的舒缓排解之道。

每当有恶性案件发生，许多人以及媒体往往会执著于探寻单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与模式，试图通过还原施害者的生活以找到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这种思维模式有其合理性，但本质上是物理性的，只适用于简单系统，比如只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那我们可以根据牛顿定律推知其在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如果强行用到随机系统，就难免方枘圆凿了。

有几个人会像韩磊那样与一位母亲因停车起了争执摔死她的孩子呢？有几个盗贼会像周喜军那样把谋财的活罪升级为杀婴的死罪呢？有几个（自认）冤屈者会像陈水总那样因改年龄不成、早领社保受挫而把无明业火烧向公交车上不设防的无辜民众呢？……

从单个事件总结出来的“深层次原因”大多不靠谱，最好断了分别找规律的念头，但归总起来，却往往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比如，陈水总大量杀害平民是一种恐怖，恐怖袭击的遇害人数呈幂律分布，即发生规模越大，概率越低。

是的，反社会及个人极端暴力行为，本质上是小概率随机事件。小概率意味着要预先防范堪比大海捞针，你很难根据实施者的某些具体特征来加以甄别；而且，极端暴力犯罪，个人的实施成本极低，造成的社会伤害极大，这种不对称性进一步增加了防范的难度。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即使法治再昌明，都不可能杜绝残忍尤其是无脑的残忍。那么，社会就无法保卫自己了吗？实际上，对这类残忍尤其是有脑的残忍还是有招儿的。

一是形成同声谴责的舆论。那些大量杀伤无辜者、制造更多更大的悲剧，以争取社会对其个人悲剧关注与同情的人，有任何值得同情之处吗？你（自称）受到伤害能成为你伤害无辜者、“报复社会”的充分理由吗？那些无辜的陌生人何曾伤害过你？这样的残忍根本不是为了恢复自己被损害的权利与尊严，而是侵害了别人的生命与自由；根本不是什么私力救济或弱者复仇，就是恐怖与反社会。

二是大开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的方便之门，令有脑的残忍没有必要。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同态复仇、私力救济是自然权利。但私力救济是自我求证、自我执法，报复容易超过合理限度和殃及无辜，早已为现代法治社会所摒弃。现代社会以统一的正当法律程序取而代之，提供第三方取证与实施的标准化正义。现代政治学的实践早已表明，及时、足够、有效的公力救济，是舒缓社会戾气的正途。

三是国家行政、司法系统不能成为唯一的排解渠道。必须允许社会的、民众之间的自我救济。目前，许多人对司法救济渠道的信心不足，这也是当下信访火爆的主要原因所在。但信访毕竟还是公权力的一种补偿机制，它绝无可能替代宗教、专业的心理疏导，或者有着相同遭遇民众的彼此慰藉。所以，必须允许各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才是释放紧张的节流阀。

当然，夯实司法救济是根本。但在转型时期，改进司法体系不可能短时间内收全功。或许我们可从增加司法服务的竞争入手。有学者建议设巡回法院。如果能把目前大量投入信访及维稳的公共资源，打造一个巡回法院体系，巡回法院由最高法直接派出，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付，那冤屈者就多了一个司法救济渠道。在巡回法院与地方法院对案件管辖的竞争之下，两类法院的审判质量均会上升。英国普通法能成其大，国王的法庭、领主的法庭与教会法庭之间的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转型时代注定就会有更多的社会紧张，比如极端暴力犯罪，跨越这个阶段，意味着从制度、社会到个人不断的完善。

杀儿童的韩磊与周喜军分别生于1974年与1964年，公交纵火的陈水总生于1954年，大规模杀害儿童的始作俑者郑民生生于1968年。他们生于前三十年，成长于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盛行斗争思维、敌我观念、你死我活模式，不仅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低，对熟人的信任度也不高，埋下了戾气的种子。或许，随着教育与物质条件的改善，等到在更人性环境中长大的“80后”与“90后”成为社会中坚，在法治逐渐昌明的情况下，社会戾气会终有一天成为过眼烟云。社会是点滴进步的，制度建设要只争朝夕，而民众不妨多一点信心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