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的医学——缪宜亭《缪氏医案》

缪氏在江南，明清两代为医师的人物，最著名的有缪希雍，其次就是这位缪宜亭了。

缪宜亭，吴县人，官宦出身，祖父中过状元，父亲考过进士第二名，他本人也在1737年一次皇帝的特别考试中，获得二甲进士功名，并被任命为知县。儒医中专职医师并且有医学著述的官员并不多，宋代有许慎微，明代有王肯堂，后来则有薛福辰。缪宜亭何时由知县而兼做医师，不太清楚，但这位世家子弟，显然对行政的兴趣，远不及对医学兴趣。此中原因，这里不作交代。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江南温病学派，缪宜亭与叶天士、薛雪齐名。三人中他最晚出，在当时医学界的名气，似乎也排在前二人后面。不过，缪宜亭对自己的医学著作非常看重，不肯轻易示人，他曾编著过一部《温病朗照》，当作秘本一直藏在家中。19世纪中叶，大量医案的出版中，缪宜亭与叶天士、薛雪的个人医学记录，被编为《三家医案合刻》。其中《缪氏医案》可能是缪宜亭著作中最早公开的，而搜集整理者为此花了比叶天士、薛雪更多时间。《三家医案合刻》序言作者认定，缪宜亭与叶薛二人医学上有着共同的“灵机活泼”风格。但缪氏医学的独特之处，却又与叶薛二人不同，同样作为苏州医师的编辑者吴金寿进一步指出，“缪氏专于调补，善用异类有情之品，疗治虚劳杂症，头头是道，实补前哲所未发。”

那么，“善用异类有情之品”是什么意思？这种“非医学”的表达，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对于深知中国医学的人，理解这个表达并没有多少困难之处，而用西方医学观点，要说明“异类有情之品”如何用于疾病治疗，就会产生诸多看不见的疑问。

还是先读医案。《缪氏医案》有案例100多个，细看大部分案例，在疾病患者服用的药物中，随处都可见一二种日常食物。按医案顺序列数，其中动物类食物有：鸡蛋、猪肺、羊肉、黄鳝、鲫鱼、鳗鱼、鲤鱼、牛骨髓、羊骨髓、猪脊髓、猪血、鸭肝、猪肝、海参、淡菜等等；植物果实类食物有：南枣、红豆、扁豆、梨、藕、山药、莲子、橘子、杏、甘蔗、芝麻、木耳、胡桃、韭菜、粳米、豆豉等等。显而易见，这些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就是所谓的“异类有情之品”。异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猪牛羊鸡鸭鱼以及豆果瓜蔬，有情，即这些食物都与人的身体性情相通相适，食用它们即可起到补益人体进而医治疾病的作用。

医案阅读者，很容易注意到缪宜亭个人医学思想的重点所在。作为一位以“调补”为医学方法和目标的医师，缪氏对于使用日常食物入药的热衷，不用说符合中国医学流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通俗观点。当然，这样很容易导入对中国医学的机械论认识，缪氏本人也不会这样简单处理他的医学目标。这里面自然还有更为深刻的医学观念包含其中，并且成为缪宜亭“善于调补”的内在理路。

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作为中国医学在古典后期的一个观察点，我们会发现日常食物入药，早经中国医学认可。一方面，凡物皆药的“泛医论”，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基本构想和方法；另一方面，日用思想则牢固地决定了中国医学的基本伦理，中国医学就是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身体中展开的。所以，日常食物不仅仅是中国医学方法的一个补充部分，实际上它也是中国医学日用性的体现。中国医学的不可小看之处即在这里，否则我们就不能清楚中国医学以身体健康为基础的历史性选择。也因此，当缪宜亭经常使用日常食物为药物时，这并非他的个人兴趣和倾向，而是在现代医学传入前夕的18世纪，他仍然有意承续和实践着中国医学的日用性。

日用性不仅为中国医学最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国医学内在活力所在。明代中国一种哲学观点说，“日用是道”，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这个观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医学之道。可以这样说，中国医学在其养生性历史要求下，“日用”既是医学形式和途径，也是医学的赖以存在和生发的核心理念。如果说西方现代临床医学视疾病及其治疗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中国古典医学则视疾病与治疗为一个日用情景，身体在日常状态下得到调理，从而使疾病得以医治。现代医学以“科学”胜，中国医学则以“日用”胜。在中国医学的历史延展中，“日用性”显然并非缪宜亭创举，他只是谨守医道而已。而与当时医师相比，缪宜亭在使用日常食物入药方面，虽然有显著成效，却也并未以多么了不起的医技夸示于人。换言之，在医学技术的层面上，缪宜亭本人其实并未深究日常食物，何以能够像其他药物一样发生疗效，并且这样的疗效是通过身体内部什么因素和途径发生作用的。事实上，缪宜亭无论怎样详细，在他的个人医案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真实记录。

西方医学注意到食物的医药作用，未必现在才开始，但2013年的研究指出，食物在人体内扮演着“激素”的角色，则有可能重新揭示食物与医学的关系。作为“生化物质”的食物，“能够在人体细胞中引发类似激素诱发的反应”，其对治疗途径在于，食物激素这种化学物质，“从身体一个部位被运送到另一个部位，并促进作用细胞生成某种化合物或发生某种发应。这一研究，显然出自于现代技术对于人体目视的结果，而在医学上的意义则在于将食物的作用提升到与化学药物同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一种对昂贵药品的生产平衡，使医学尽可能地重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所以，这个研究最切近的目标，是将其医学作用的发现，切实转化为膳食方案” 。

如果缪宜亭看到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或许他会认为，“异类有情之物”，其实已暗含了人体需要的“激素”，只是中国医师没有这么明说。中国医学的日用性价值在今天通过现代技术分析得以彰显，至少也是对缪宜亭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