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报人的社会地位

王敏

民国时期是上海报人的黄金时代，其时报人一改往日穷酸落拓的末路文人形象，是令人羡慕的“无冕之王”。这一变化始于民国初年，晚清时期当过报人的姚公鹤就曾感叹说：“在十数年前，新闻记者为一种文氓职业，社会殊不重视，渠执业时每日黄昏至社办公，数时即竣。归去偶遇亲旧，伪云教读夜馆，不敢明告也。今者新闻记者之头衔，唯恐人之不知。其地位之增高，不可谓不速也。”

事实上，报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除了行业发展的因素之外，报人职业群体自身的变化是重要原因。

从“士的末流”

到新式教育精英

早期的上海报人的出身多是科场不得意的文人，为生计所迫才托身报馆。《申报》老报人雷瑨回忆说：“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也不甚忌嫉妒。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抒发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作者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五十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

直到20世纪初年，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变。包天笑在准备进《时报》馆当报人时，亲友也都表示反对：“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作者注：《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322页。]

早期报人社会地位不高，同报人的出身和其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虽然当时报人多数有科举经历，不少人还有功名，可是当了报人之后，在时人眼里仍是士的末流，他们也时刻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一有机会，还是会参加科举考试。

《申报》第一任总编纂蒋芷湘入《申报》馆12年后考中进士。中进士后，蒋氏离开《申报》馆，直奔仕途。在科举制尚未废除之前，这批报人还是时人眼里的另类，是末路文人。加之当时确实有些报人品行不端，如《字林沪报》主笔为与《申报》竞争，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盗取《申报》电讯稿，有的报人借新闻报道敲诈勒索等等，这也使报人社会形象受到影响。

民国以后，报人整体素质发生根本改变，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渐成报人的主体。他们或是留学海外或是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和新式学堂。这批人有旧学根基，也受过新式教育的训练，不少人通外语，还有机会出国考察甚至周游世界。因此，这批人知识广博、视野开阔。特别是与前辈相比，他们更具备职业素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顾执中。

顾执中（1898-1995）早年在上海一教会中学读书，1923年，由一位牧师介绍当上了《时报》的社会新闻记者，后入《新闻报》，任采访部主任。顾执中是当时上海最早也是最出色的新闻记者之一，顾执中的中文写得流畅、通俗，而且出手很快，英文也能说能写，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

顾执中记者生涯中的一个得意之作就是采访到蒋介石与宋美龄订婚的消息，并最先在中文报纸上发布出来。据顾执中回忆，他与宋美龄是教友，因此很熟悉。1927年下半年，顾在阅读英文《字林西报》时，看到蒋介石与宋美龄订婚的启示，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是个会引起很多读者注意的新闻，于是他立即驱车前往西摩路宋宅采访宋美龄。宋美龄和她的母亲接待了他，采访结束后，顾执中还得到了宋美龄的近照。回到报馆后，顾执中随即写了一段消息，并附上蒋、宋的照片，在《新闻报》上登了出来。这条消息，为沪上报纸所独有，当天上午八九点钟，《新闻报》就被抢购一空，报贩多次请求添印，当天的报纸也比平时的销量增加了几万份。

从“闲居社会之外”

到专以文章报国

民国上海报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不同于早期上海报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

实际上，早期报纸和报人均无求真求速的新闻理念，资深报人潘公弼曾经这样评论：“初期的报纸与报人，似乎闲居于社会之外，无所谓责任。……例如报纸记述，倘引起任何纠纷，报人不再复敷事实，据理力争，而只以 有闻必录 为辩护。法庭上如此说，更正时如此说，社会上亦辄容忍报纸为有闻必录而原谅之”。[作者注：《望平街之回忆》，（台北）《报学》创刊号，1951年。]

民国上海报人则完全不同。其时的中国，政治上风云变幻，文化上中西激烈碰撞，望平街亦随之风生水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些大笔如椽的报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时代弄潮儿的气概，陈布雷、徐铸成是其中代表人物。

陈布雷(1890－1948年)，他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因偶然机会为上海《天铎报》写论说。时值武昌起义发生，他以“布雷”笔名撰写《谈鄂》十篇，连续在《天铎报》刊登，因此在报界声名鹊起。1921年，陈布雷又出任《商报》编辑主任。在《商报》期间，其时中日之间围绕山东问题进行交涉，《商报》就此问题与持不同观点的《中华新报》反复论辩，引起《中华新报》主笔的张季鸾的关注，称赞《商报》“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并因此与陈布雷结识。

那时的陈布雷意气风发，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备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作者注：《陈布雷回忆录（二）》，《民国丛书》第2编（84），上海书店，第4页。]

“五卅”运动期间，陈布雷高度注视事态的发展，亲自探访消息，与各界人士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时人赞誉陈布雷的社评“议论周匝”，“文字俊雅”，是全国报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将陈布雷与北方的名报人颜旨微并称，是谓“南陈北颜”。[作者注：《民国丛书》第2编（84），上海书店，第9-10页。]

陈布雷的才华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托邵力子赠亲自签名的照片一张，表达对陈布雷的倾慕之意。后来陈布雷由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但身在政界的陈布雷一直留恋当年的报人生涯。陈布雷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忆说：“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业余时间在北京国闻通讯社打工，表现出新闻采访方面的才干，受到北京国闻通讯社社长胡政之赏识，后成为《大公报》记者。

徐铸成的报人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其时，上海主要报纸或是停刊，或是接受日军新闻检查，没有报纸敢于宣传抗日。于是，严宝礼等几个职员酝酿创办一份宣传抗日的报纸——《文汇报》，聘请徐铸成担任主笔。1938年1月，《文汇报》创办，公开宣传抗战，因此迅速打开销路，在数月之内，销数由一万份激增近六万份，超过上海销路最大的《新闻报》。有人这样称赞孤岛时期的《文汇报》：上海民众当国军撤退舆论消沉黑暗的时候，《文汇报》突于此时出刊，他大胆地说出民众所欲说的话，最要紧的是它发挥抗战要旨，使这个“孤岛”在精神上得到与大后方取得联系，真如大旱之后得甘霖，令人兴奋万状。尤其徐铸所撰的社论成为沪人每日必读的文稿，犀利热情，勇敢的笔锋给予黑暗中的沪人不可名状的鼓舞以至于安慰。于是徐铸成三字不胫而走，《文汇报》因之一纸风行。

因坚持抗日立场，《文汇报》编辑部和徐铸成多次被恐吓，直至报纸后来被汪伪收买，徐铸成才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抗战结束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重回《文汇报》。这时的徐铸成踌躇满志，要把《文汇报》办成一份真正的民间报纸。

当时的上海，物价飞腾，一日数变，激起工潮、学潮不断，《文汇报》均据实报道，引起当局不满。据徐铸成回忆，“记某日吴国祯（时任上海市市长）约我谈话，我率直与之辩论；又有数次，吴打电话给我，质问某一新闻来源。余即答以新闻道德，新闻来源必须守秘，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1947年5月，《文汇报》被查封。

一般青年觉得

“新闻记者真是太舒服了”

民国上海报人不但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形象，报人亦是受当时年轻人追捧的职业。

徐铸成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非常喜欢读报，常在休息时间去阅报室。他特别喜欢读的是《申报》的“飘萍北京特约通信”、《时报》的“彬彬特约通信”和《新闻报》的“一苇特约通信”，这些专栏分别出自当时的名报人邵飘萍、徐彬彬和张季鸾。徐铸成对他们推崇备至，“深感前述这些新闻记者，具有史家的品质学养，是救国不可少的崇高职业，从心底开始向往这种工作”。

名报人邹韬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于 时报 上的远生的 北京通讯 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 时报 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讯。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他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

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邹韬奋还喜欢读章士钊（笔名秋桐），喜欢他办的《甲寅杂志》：“秋桐文字的最大优点是能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有着诚恳的礼貌，一点儿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气……这对于我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也有相当的推动力。”

不仅是那些名报人拥有“粉丝”，即使是普通的新闻记者，在人们眼中也很令人羡慕。民国时期曾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留校任教，那时他常到上海租界法庭听审，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且最终如愿以偿：“我羡慕新闻记者的第一点是他们的权威，对于各种案情他们都可以查问，而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与律师都愿意详细地告诉他们。尤其他们在报纸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且可以影响到舆论。当时我想这样更可以为人喉舌，替人申冤，减少社会的不平，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新闻记者。我的机会来到了，记得那是民国十一年的夏天，上海大陆报登着一条广告，说某英文报纸招考记者一人，于是我就前往报名投考，真是幸运得很，结果我竟然被录取了。”[编者注：俞鸿钧，《回忆我的记者生涯》，（台北）《报学》第1卷第7期，1955年4月。]

俞鸿钧考入的这家报馆名叫《上海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是孙中山委托陈友仁在上海办的一张国民党英文机关报。

事实上，羡慕新闻记者，这并非个别人的想法，拥有很多青年读者的《生活周刊》刊登文章，讨论新闻记者的生活：“尤其是在上海，一般青年觉得新闻记者真是太舒服了，不论党国要人，或是机关团体，就是那些电影公司以及男女名伶，不时地总招待记者，既有白食吃，还可以不花钱看电影听戏，这是何等的幸运？再不然，我有笔如刀，平时对于谁心里什么不痛快，便可以借此一泄愤气，这是何等的自由？”[作者注：曼子，《新闻记者的生活》（上），《生活周刊》1931年8月6卷36号，第777页。]

从当时来说，作为大众传媒，报业在近代中国是一新事物，亦是一个极有前途的朝阳产业。民国时期，报业更是发展迅速，吸引精英人士加入，这使得报人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报人的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素质，又树立了报人的良好社会形象，当新闻记者，这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