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托瑟德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盛 韵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创立于1902年，今年已经一百一十一岁。它曾经有七十多年的匿名传统，因为当年的主编和作者都认为书评刊物应该传达一种有共识的集体声音。约翰·格罗斯担任主编时终结了这一制度，在反对匿名制度的人看来，“诸如吞吐先生和冷笑先生这样最糟糕的评论家的文章读起来都像是不带个人色彩的至理名言”。之后文责自负的署名文章成了时代的选择。TLS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至今英国最杰出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如伍尔芙、T. S. 艾略特、以赛亚·伯林、奥登、乔治·奥威尔、伊夫林·沃、朱利安·巴恩斯、戴维·洛奇、伊恩·麦克尤恩、菲利普·拉金等等，如果你关心智性生活，就会发现它不可或缺。现任主编彼得·斯托瑟德爵士（Sir Peter Stothard）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古典学专业，学生时代就当过牛津校报Cherwell的主编。他于1992-2002年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任期内该报发行量达到史上最高，超过九十万份；2002年TLS百岁之年他接手主编，2003年封爵。对于TLS的选择，他说：“我早在关注英国政治之前就热爱希腊和拉丁文学，我早在读工党或保守党手册之前就读过许多当代小说。我早在编《泰晤士报》之前就是TLS的忠实读者。很高兴能回家。”在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的介绍下，笔者通过电邮采访了斯托瑟德爵士。

《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目前依然由创刊编辑担任主编，而TLS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历任主编都在英语文坛留下了足迹。在您看来，TLS经历过不同风格的主编，有哪些价值是不随人改变的？

斯托瑟德：真正成就TLS的，是它的读者。我们有上千位活跃的读者，他们向我们建议书籍，提供各种好想法，他们为我们写稿，也推荐其他作者，他们赞扬起来不惜溢美之词，咒骂起来也不遗余力。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国度，观点也不尽相同。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信仰——文学判断能够通过见多识广的理性和教养良好的感性获得。光有观点是不够的，能够论证观点的正当性并检验它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优美的表达也很重要。

TLS编辑的责任传统是，为我们那些有极佳判断力的读者照顾好这份报纸。这一传统将TLS与其他文艺评论刊物区分开来，现在许多刊物是主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评论家希望主导论争，使之朝自己期待的方向进行。最常见的文艺评论刊物往往其主编也是所有者，所以其动机是一种理念，一种批评立场或者政治态度。这样的刊物自然有其价值，但这不是TLS的价值。

您在新千年之始接手TLS，这十年来有什么创新的举措？

斯托瑟德：我们目前在进行新媒体创新的转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即将推出的TLS应用程序，这对于我们遍布世界的读者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便利性。你要是问TLS的读者关于编辑创新的问题，他们会说他们最担心害怕的就是创新啦。现在严肃的文学批评已经不流行了，要说过去十年有什么创新，那就是网络上大量出现且不断增加的那些未经讨论的观点和个人判断。可是，不是每一个文学观点都有同等的价值或者有效性。TLS认识到了现状，但也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些跟我们分享这么不时髦的信仰的读者始终会欣赏我们的做法。

您也写博客，您会觉得网络上过度泛滥的未经讨论的观点和判断会以其数量掩盖有价值的判断吗？

斯托瑟德：这点我还比较乐观。只有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真理才会凸显，良善的理念会代替糟糕的想法，无知会被逐渐驱逐。正如穆勒所言，开放式讨论和辩论的价值在于，坏的观点自曝其短，好的观点最终会普及。博客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您怎么看待当下这个共识越来越少的世界？立场不同的人似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且过度强调差异？

斯托瑟德：我并不认为当今的世界共识越来越少。除了一些政治极端人士，我看到围绕个人主义的共识在不断增长，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潮流体现在媒体中就是越来越个人化的表达平台，TLS代表了那些想要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事物的人们，他们想从一篇讲毕加索的文章开始，也想了解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irgil）是谁，对隔壁版面的刑法理论也有兴趣。人性以及人文学科依赖于那些令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也依赖于让我们不同的东西。TLS立身于人文主义和艺术的传统中，正是这些使我们成为人。

您的专长除了古典学之外还有政治。您认为TLS应该有政治取向吗？

斯托瑟德：TLS编辑部收到的写得最差的书或者最有问题的书往往是当代政治题材的。我个人的责任之一就是保证我们的读者不要在这些书上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情况相反的是，今天古典学的学术水平出奇的高。我在自己的书《论斯巴达克斯之路》（On The Spartacus Road）和《亚历山大：克娄巴特拉的最后时光》（Alexandria: The Last Nights of Cleopatra），以及我在TLS的编辑工作，都在努力将读者的视线吸引到古典学最新的发展上来。

TLS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和偏向。它欢迎来自各派的政治写作，但必须保持批评性，且限定在少量范围之内。在英国，如果某报纸依赖于某几位政治显贵的保护，那么就会有大批的其他政客讨厌它，攻击它。这会是个悲剧。

在讨论《伦敦书评》和TLS的竞争关系时，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教授曾说过，《伦敦书评》和TLS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同样有效，TLS注重全面性，而《伦敦书评》更倾向发表有观点立场的文章。您个人认为《伦敦书评》和TLS是竞争对手，还是互补关系？

斯托瑟德：我绝对认为《伦敦书评》和TLS是互补关系。TLS代表的是报纸传统。我们在新近出版的书籍中寻找好书、有趣的书，然后请人写评论来测试和交流。《伦敦书评》代表的是“小杂志传统”，为评论家、随笔作者提供平台。这两种传统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两者我都十分敬仰。

有评论家分析过英国和美国的文艺评论的巨大区别。英国主要城市有很多份大报和小报，针对不同的读者定位发出多种评论声音，大报严谨，小报活泼，评论家行文中充满了幽默、反讽、双关和文字游戏，一句话，就是“好看”。而美国一个城市通常只有一份大报，还有客观报道、政治正确之类的包袱，承担的道义责任过于沉重，以至于TLS前主编费迪南·蒙特（Ferdinand Mount）爵士说过：“美国很好，但是太安静，太井井有条，太彬彬有礼。”您怎么看英美评论的这一区别？

斯托瑟德：我们有约一半的读者在美国。有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TLS是因为有不列颠的强势和反讽的美德。但他们最欣赏TLS的地方，也正是其他读者欣赏TLS的地方，那就是独立的、见多识广的评论，而且会迎难而上。完成这一需求，是我们办报的根本，也是我自己担任主编的抱负。我们依然在成功地提供别人已经不再提供的高质内容。可以说，我们的美国读者中有些是全世界最忠诚的。

《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先生曾经告诉我们，他觉得最困难的是小说评论。一方面要求书评作者拥有对小说结构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又要求作者有小说史的知识，能够指出被评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及其形式发展；书评作者还要能对小说中描写的私人经历同情地理解，并作出道德判断。TLS也有类似的困难吗？你们的小说编辑是怎样工作的？

斯托瑟德：去年我担任了曼布克小说奖的评委会主席，七个月里我读了一百五十部小说，以及比平时状态下要多得多的小说评论。小说评论的水平和小说一样良莠不齐。最常见的虚妄是以一本小说是否接近某种现实去评判它，通常这种现实又是评论家自称能够了解的。报纸嘉奖新闻和事实，所以更容易倾向于宣传一部实实在在的小说，比如讲金钱的，讲房产的，或者讲犯罪的。他们不太容易注意那些文采斐然、风格突出或是具有其他文学品质的小说。TLS试图避免这种陷阱，我们要寻找的，是那种能够经得起一读再读的文本。

进一步说，如果英语小说对英语这种语言没有推陈出新的话，那它等于没有完成使命。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以它自身写作的方式去更新语言。它们必须提供一定程度的反抗。

英国小说有过辉煌的历史，您怎么看英国当代小说的潮流和趋势？

斯托瑟德：英国文学中有过伟大的时期，产生过永恒的经典。我们会记住那些黄金时代。但也有最好被忘掉的时代，而且我们的确忘掉了它们。未来的趋势？我们不知道。勤奋写作、勤奋思考永远是通向好作品的大门，不论作家怎样声明。今天的英国，任何人都可以寻其门而入，甚至不是英国人也可以。

在您看来，怎样才算一篇完美的书评？

斯托瑟德：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书评。没有一种单一的写书评的方式，也没有单个的、正确的视角。但知识、情感、理性和风格是存在的，这些都是我们所渴求的品质，也是我们致力于呈现的品质。如果能加点儿幽默进去就更好了。

TLS在很长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法国理论表现出相当的敌意，可以说TLS是反理论的阵地。比如约翰·贝雷（John Bayley）在抨击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的书评中说：“理论是文学的有意识的刻意的敌人……在伊格尔顿这样的评论家眼里，英国文学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而理论就是激光束，会烧焦所有的死皮……可惜伊格尔顿详细阐释的大部分理论很快就会过时成为怪异的古物。”有评论称这种现象为“TLS偏见”，甚至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反左派阴谋。您怎么看待文学理论？它们会随时光流逝而渐渐被历史湮没吗？

斯托瑟德：我只对不加阐发的论述有敌意，而不是对任何特别的形式有敌意。

TLS于1974年结束了七十多年的匿名撰稿传统，当时引起了许多反对意见，时任主编的亚瑟·克鲁克甚至为此愤然辞职，艾略特也公开撰文表示支持匿名制。匿名制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声音，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判断。但后来文责自负的呼声明显占了上风。您认为匿名撰稿体制在未来的媒体中还会有位置吗？

斯托瑟德：不会。但这不等于说匿名制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行良好，现在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还是采用匿名制，它的确非常有助于呈现刊物认同的一种集体政治价值。但它对于今日一份思想开明、独立的文学报纸来说已经不合适了。

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说他在担任TLS主编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是打开一枚信封，发现里面装着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晚期杰作《晨歌》（Aubade）。您担任主编最激动的一刻是什么时候？

斯托瑟德：如今这个年代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信啦，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收到一个装得满满的信封是什么时候了，时间太久了。今年初我们发表了一首诗《开庭》（Holding Court），它打动我的程度正如当年的《晨歌》。它的作者是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一位广受赞誉的评论家，却大大被低估的诗人。他为我们撰稿多年。老习惯，老交情，一篇优美的作品，我很骄傲能够发表它（电子版： http://www.the-tls.co.uk/tls/public/article1222335.ece）。

德文特·梅（Derwent May）在讲述TLS百年历史的《批评时代》（Critical Times）一书中，几次提到稿费问题，似乎低稿费一直是TLS的困难之一（到2000年也仅千字一百英镑）。现在情况有好转吗？

斯托瑟德：TLS的商业模式是低成本的编辑，忠实的付费订户，依靠适量的广告——我们勉强能做到收支平衡。没什么人希望改变这一状况。现在还有许多人希望能够效仿我们的模式。

《批评时代》里还提到了不少很有趣的段子，比如学术界的撰稿人特别容易拖稿，主编得使出各种办法催稿才行。有一次主编杰瑞米·特雷格罗恩（Jeremy Treglown）请了一群撰稿人吃饭，吃完了才说明原因，请他们吃饭是因为他们全部拖了六个月的稿子。您有什么催稿绝招吗？

斯托瑟德：如果作者的论述很重要，那么交稿时候早晚就不重要。交稿越晚，打磨越精，文章质量也就更高。晚到的稿子很少会让我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