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容易演戏难，改革不是容易的事。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讲究策略，有轻重缓急，把握节奏力度。”
“这届政府很难，很多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击鼓传花到他们这儿了，不改不行了。”
“中国的事儿，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缓不得。”2013年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期间，73岁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拨冗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采访开始前，他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那款黑色摩托罗拉老式翻盖手机。
一个月前，李子彬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反映中小企业的一堆难题。2013年7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马凯在会上的一系列指示，与李子彬在信中所写的许多内容吻合。
“并不是我的信起了多大的作用，只是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这些问题是本届政府必须面对和改革的。”李子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2013年5月23日，他向主管工业、交通和金融业的副总理马凯汇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马凯让他回去专门写个材料。三周之后的一个周末，出差归来的李子彬用8页稿纸，手写了一封近五千字的信。马凯阅后，批示转给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和证监会主席肖钢等，与正在讨论的改革措施“一并研究”。
“学者的建议有时太理想化，实现不了，政治家要讲究怎么做可行。”李子彬说。
李子彬与多位现任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熟稔，比如他曾在习仲勋家里吃过6顿年夜饭。而其任职经历，更让李子彬深谙在中国改革的现实路径：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工厂车间，“从锅炉工干起”，一路做到国企厂长、化工部副部长；小平南巡后被调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主持工作6年，其间帮助举办高交会并使之成为深圳向高科技与创新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60岁时调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任专职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直至65岁。
退休后，在包括马凯在内的“朋友们的鼓动”下，李子彬创建中小企业协会，目前已有会员二十多万。这几年，他“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但一分钱工资不拿”，自称“专门为中小企业解决麻烦”。“不重视中小企业，社会不稳定，老百姓富不起来。”李子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小企业面临的环境不好，也不坏
南方周末：从2006年创建中小企业协会以来，您一直跟中小企业保持着紧密接触。近几年中小企业的现状和生存环境是否有改变？
李子彬：每年我都走十几个城市调研，我感觉有进步。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企业家都懂得了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风险意识，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品牌，不然经不起大的冲击。危机有好的一面，经过这一轮的洗礼，中小企业整体素质有提高。
中央各项政策也正在出台，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资本市场上发债、上市、私募股权基金等融资工具都在增长。
南方周末：融资是中小企业最大的难题之一，近年是否得到改善？您如何看待中小企业面临的整体环境？
李子彬：还是困难。虽然融资环境、融资条件比2008年那时候改善多了，但还是满足不了中小企业的需求。
为什么困难？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经济低迷还没有过去，世界经济复苏还有难以预料的困难。市场需求下降，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多，所以贸易摩擦与壁垒明显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使得我们出口产业竞争力削弱。从国内来看，消费需求没有明显的增长，名义消费增长率约14%-15%，剔除通胀大概也就12%，多年来如此。投资拉动也变化不大，固定资产在投资里占22%左右，多年也如此。因此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出口、消费和投资，都没有大的明显的利好。
不过也没有太大的过不去关的困难。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危机山雨欲来，那是瞎说，不可能。整个经济形势，只能说是不好，也不坏。
但我们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确实在积累。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到底多大，有人说10万亿，有说18万亿，有人说25万亿，到底多少谁都不知道，但确实在增加。影子银行大概在22万亿。房地产泡沫还没挤呢，现在经济下滑又有人主张要加快发展房地产，说它关系到二十多个行业。靠房地产拉动，其实是饮鸩止渴，因为房地产空置率已经很高。但我们又不敢太挤房地产泡沫，它用的都是银行的钱，自己的资本金30%都不到。调控力度太大，把它搞垮了破产了，银行的钱也没有了，我们是国有银行，那就会引发金融危机了。
南方周末：6月17日给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那封信，您具体提了哪些建议？
李子彬：简单说提了四条：一、改变现有银行业体制、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在国外，企业70%的融资来自直接融资，比如发债、上市等，只有30%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而在中国正好相反，70%的金融资产都掌握在银行手中，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中小微企业只有5%是直接融资。大银行不愿意给小企业贷款，这是从风险和成本来考虑的，它没有内在动力机制，谁当行长都一样，国外也是大银行按基准利率批发给小银行，大量的社区银行等小银行服务小企业。中国没办法，没有小的，只好让大银行捏着鼻子给小企业贷款。
二、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我算了一下，全国两千多个县，将近四万个村镇、社区，平均一个县一家中小银行，五个村镇社区一家中小银行，就有1万家中小银行可以服务中小企业。我建议未来十年建1万个小银行。有没有依据？有，美国就有8000家银行，香港1000家银行，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3万家根本不够。
三、鼓励民间资本做中小金融机构。与其让民间资本搞地下钱庄，不如让它们成立规范的银行，为民营企业服务，便于监管，风险也小。应该降低民营银行门槛，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风险。
四、规范和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直接融资。我们已经有了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还要推出新三板，还要允许中小企业发中小企业集合债、集合票据等；也要大力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租赁等。银行再怎么发展，也不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的资金需求，有的阶段也不应该由银行满足。比如高科技企业三四个人，刚成立没业绩，没抵押资产，没信用记录，老百姓土话说“成葫芦还是瘪葫芦都还不知道”，银行怎么贷款？这本来就需要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的介入，让企业以股权换资金。两轮融资以后企业发展起来了，才跟银行贷款或者上市，规律就是这样。
我这几条都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是能做得到的。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南方周末：在您看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为何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如何破局？
李子彬：这十几年产能过剩，特别是落后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地方政府有责任。为官一任要保发展、保稳定，这都要钱，中国没几个省市财政是自己能拿钱出来搞建设的，保吃饭都有问题，都靠中央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没钱，还要干事情，还要造桥修路，就只有卖地搞房地产。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房价也不会这么高的。搞土地财政钱还不够，就搭建融资平台借钱，我们300个地级市有8000个融资平台，搞不清借了多少钱。
跟这种财政体制有关系，也跟干部的选拔、任命、考核机制有关系。比如一个厂的落后产能过剩，关了几十亿税收就没了，几万工人失业，几百亿GDP没有了，几个领导敢关？还有的干部，挣钱的本事不大，花钱的魄力很大，比如有的银行，培训基地不少于30个；医院也搞成五星级的，号称给干部疗养。所以现在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
南方周末：这一届政府现在已经提出了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些改革措施，您怎么看？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前景如何？
李子彬：这届政府很难，很多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击鼓传花到他们这儿了，不改不行了。
产能过剩不是现在过剩，是15年来的过剩。说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消费怎么拉动？金融体制也要改革，不然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两张皮，跟小微企业脱节。科技教育体制不改革也不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国人没有，因为人才成长环境跟人家没法比，我孙子上小学就作业做到晚上9点，这不改行吗？有人说中国过10年就超过美国了，我看50年能赶上人家就不错了。我们比人家不是差一个档次，创新能力不能比，人家3亿人，我们13亿人，总量赶上人家算什么，人均还差4倍呢。中国人要清醒。
我一直跟我认识的中央领导讲，改革是唯一出路，不改革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你老讲加强宏观调控，钢产能你怎么调控不了？一个河北省就3亿吨产能，人们说全世界钢产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河北第三，在眼皮底下都调控不动。
现在体制上的弊端太多，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这届班子都从基层上来的，比较务实，年龄也合适，我对他们有信心。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改革的节奏与重点？
李子彬：各项改革齐头并进也不现实，得有突破口，得挑重要又容易做的先做。要改，也要讲究策略，有个轻重缓急，节奏力度的把握，看戏容易演戏难，外国行的事儿，照搬到中国可能水土不服。
金融改革现在已经在做了，我大胆预测一下，收入分配改革今年不动明年也得动，这个改革非常复杂，但早晚得过这坎儿，躲不过去的，不能说上个十年不做这一届还不做，再不做就有崩盘的风险。
结构调整也得一点点来，先把增量卡死，存量慢慢消化。得有步骤，中国的事儿急不得。李瑞环以前开玩笑说，中国的事儿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缓不得，有点道理。
南方周末：您在深圳当市长时期，推动了很多改革，特别是产业升级转型，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经济转型，改革路上要注意什么？
李子彬：当年小平南巡，我们每年都研究如何真正地改革，每年一次会，所以改革不断推进。我在深圳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搞结构调整，是全国最早的，搞了两年之后上海和北京才提出来。深圳清理“三乱”——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1996年就搞完了，有个省“三乱”问题前年才解决；1995年我们搞一站式服务，企业注册一天完成，最慢三天，一家挪威企业还给我们送锦旗。到现在，有的城市注册一家企业得三个月，还要走后门。
深圳的改革有很多好东西，但我们当时搞改革其实挺困难的，不是所有人都给你鼓掌，总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看法。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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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