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小说的容器

微言自怡

张怡微

在王安忆老师的创意写作课上，好几次，她都让学员们说说自己心目中的爱情。这大抵是因为同学们写不好动人的爱情小说，却谈着各式各样的恋爱；说出来的都惊心动魄，落到笔上却是寡淡无味。总该有一种普遍的困难，提得出问题，才有希望解决。有一次课后，她也问我看过什么好的爱情故事。“你心目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我第一反应是《海的女儿》，爱的本质是一种牺牲精神；第二是纳博科夫的《玛丽》，那种盘算了一个星期想要和某个人重逢，却在最后半天里放弃见面的心理过程实在是暗合我心意，从决定放弃，到约定时间的那段空白的时光描述，太青春不过；第三个就是《恋恋风尘》中的阿远去当兵，女朋友竟然跟替自己送情书的邮差在一起了。有一个夜晚，沉默的阿远在半夜里艰难地翻了一个身，哭了。我觉得那个翻身真动人，长大以后，连我自己都距离那种翻身越来越远，只要脸贴着枕头就睡成通体褪黑素溢出的样子，让我甚至有一点点想不起来该如何调动自己的经验去感知阿远当时所受到的委屈。

但有一天，一位台湾编辑听完我说的这三个故事以后说：“你说的都是失恋，不是爱情。”我不甘心，又举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例子，我觉得这是我看《三言》中最感动的男人对女人的爱。蒋兴哥已知妻子出轨、将自己贴身的珍珠衫送予他人，回去忍痛写休书，且不直接戳破妻子谎言。妻子再嫁，蒋兴哥“并不阻挡。临嫁之夜，兴哥雇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于三巧儿，当个陪嫁”。那种心酸的、不舍的交割，看到我潸然。但编辑说：“你说的哪是什么爱情，只是一个好前夫。”

所以，连说都说得不准确，写又如何能写得明确？我觉得，要在小说里表现好的爱情是很难的。它要比直接书写情欲更迫切需求一种适切的写作容器。意大利80后小说家保罗·乔尔达诺，善于描写年轻人的某种不明确的、涣散颟顸的精神状态，我虽然不算特别喜欢他的小说，但也发自内心敬佩他为故事找寻容器的那种能力。《质数的孤独》大红不是没有道理，格局如此之小、只有男女主人公两人的心灵对话，试图要支撑起一组现世年轻人精神生活的外观。作者对“质数”概念的借鉴功不可没。首先，用“质数”暗喻孤独与分裂，本来就很直观，直观中还带着智性和荒诞的色彩。乔尔达诺很会“辜负”读者，譬如你以为物理学背景的他会写出《时震》这样的小说，他偏偏不，他写了《质数的孤独》这样两个病人谈恋爱的故事。你以为他终于注意到大题材，书写意大利人参加阿富汗战争的《人体》，但仔细审读后会发现，乔尔达诺写的还是一个青春小说。或者说得更加纯文学一些，成长小说。

乔尔达诺自己下了定义，“其实每一代人都会经历属于自己那一代的战争”，这就成功地偷换了概念。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拥有物理学背景的、学院出身的青年作家，能够如此具体而应景地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引人注意的解释性标语。相较“人体”这个颇为晦涩的书名，乔尔达诺对于这个小说主题的诠释倒是一语中的。“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且小说主角清一色为男性，他们经由“转大人”的领悟从幼年的磨难走至成年的释然，套在《人体》中写的那些不知道为何打仗、不知道为何恋爱、不知道为何活着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可谓应景。换句话说，“战争”二字只是另一个“质数”，是一个充满直观譬喻和噱头的轮廓，在这个轮廓之中，乔尔达诺比较传统地嫁接了他最熟悉的盆景和金鱼。这种“故意”倒是中国青年作者很少放心思去经营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人不那么在意容器。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成长小说是不是爱情？在成长小说里，爱情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离岛。它属于成长的一部分，它的成功和失败，带有启蒙和觉悟的特质，将推动故事人物的成长。但这种成长又带有告别的宿命感，这是“成长小说”本身的边界。反战小说有时写到爱情，无政府主义小说里都是刹那激情，带有毁灭的宿命，这是反战小说设定的边界。职场小说里写的看似是爱情，其实写的是权力关系。有人说自己写的是爱情，其实写的是某种心理顽疾。《情人》的限制则更为特殊，那是一个殖民地背景之下的赤贫白人少女和一个有钱的、中年的黄种人之间的情感。它的限制，其实就是容器的边缘。正因为它有很多制约、很多陷阱，以至于情感的力量越发强大。

在生活中，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可能是爱情，我在房产证上写了你的名字并替你多买了一份保险是爱情，但这和爱情小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和世情小说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就是要极其小心地出现在小说里的东西，如果不会对核心情节产生必不可少的催化作用，可有可无，那么一旦放进去就更加寡淡无味。这可能是写作爱情困难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好的容器，再注入爱的动作，这些爱的动作，带着各种作者的企图来赋予它美的意义。正因为它不明确，才显得难以把握。

我记得我对王老师说完这些话时，她说“那我也没写过爱情”。我觉得挺有意思，带一点惊慌。我想我是真的没写过，但她还是写过很多的。自然主义的写作对人物身份的限定，若是符合经验的逻辑，则必然发生有效的情感碰撞。这个推理的过程，事实就是触摸边际的可能。

(作者系上海青年作家，台湾政治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