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对蒋介石的评价回到正轨”

刘维开介绍，来京前曾与其老师蒋永敬联系：“蒋老师希望大陆读者对这两本书提出观点和看法。海峡两岸对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如果建立在共同的史料基础上，有可能达到更大的一个包容效果。”

不失分的下野

东方早报：《蒋介石的1949》这本书，是想以蒋介石切入1949这个关键年份，还是想通过这一年的状况去折射这个人？

刘维开：我是想去探讨蒋介石在1949年这个关键时期，究竟做了哪些事情。1949年对蒋介石来说是最悲惨的一年，对中国历史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下野了，又复出了。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关怀点是，为什么他在大挫败后还能再起来，还保留了一块地方。

东方早报：1949年蒋介石已经是第三次下野，这次的原因是什么？

刘维开：之前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已经下降了，当时已经有杂音叫他下野。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内部认为蒋介石的存在是国共和谈的绊脚石，只要他下野，就能和谈，最好的情况就能实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非常清楚这不可能，共产党节节胜利，在这么高的气势下，不可能去接受和谈，他认为和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苏联强力的干涉，但他认为这个情况是基本不会出现的。但既然大家都把他的下野跟和谈画上等号，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野，把绊脚石挪开，你们就可以去谈了。所以他之后游山玩水三个月，很轻松，因为知道肯定谈不了。而当和谈失败，就是自己再起时，因为和不成，那就只有战，而他是主战派中最典型的。在这个下野过程里，他只是在等时间。能和的话，因为是他肯退才促成了和谈，而和不成，证明一开始他的判断就对，大家回过头还是接受他，所以下野这步棋下得没有失分，对他来说怎样都得分。

“不想做总统”

东方早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下野是生平未曾有之快乐，但也说自己不肯出国是无颜见人，是不是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

刘维开：虽然说1949年是蒋介石最悲惨的一年，但1948年可以说是他最受挫折的一年。选总统他想推举胡适遭到反对，只能自己出来。当了总统，他提名的行政院院长，立法院不同意，提名的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不同意。军事上，打仗从辽沈到淮海一路败下来。金融上，他想改革应对通货膨胀，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总算推行了金圆券，结果也一败涂地。如果他不想下野，谁逼他都没有用。他做总统本来就不是自己想做的，做了以后又这个反对那个反对，正好利用“下野”这个台阶顺势而为。下野之后他就回了老家溪口，这个时候还要被干涉，让他出国，他当然不高兴。另一方面，他留在国内被说成是遥控指挥，他也没法接受。下野之后，蒋介石对事情的分级很清楚：政府的人都不接见。军事上，除了一些学生请教问题，其余也不接见。党务方面，因为他还是国民党总裁，所以还会接见相关的人。但3个月后，局势越来越坏，外在对他的期待越来越高，他又有了一个“回来”的台阶——这不是我要回来，是大家的要求，是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自我期许，我不回来，总理交给我的国家就要完了。所以他又复出。但复出之后，他也有他的方式，比如不去涉及相关政治状况，不跟当时政府运作产生冲突，当时政府在广州时，他就去重庆处理事务，明明知道广州守不住，也要拖时间。

东方早报：他真的不想做总统？为什么？

刘维开：1948年是“行宪年”，当时要决定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要不要竞选。外界认为非蒋介石不可，但他认为应该推选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来担任，属意于胡适。很多人会说他以退为进、虚情假意。但从政治现实来看，不当总统是对的，像阎锡山、蒋经国也认为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担任总统没意义，当行政院长这样的实权人物就可以了。蒋当然知道得最清楚，当时宪法对总统权力收得非常紧，总统对行政院、考试院、司法院院长都只有提名权，没有任命权，任命权在立法院、监察院手里。如果他担任这个总统，在当时情势下，很多事情没法直接运作、指挥，他觉得并不妥当，他实际执行政务军务就可以。但国民党内部不支持他，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天下是国民党打出来的，为什么要让胡适当总统？胡适原来作为“五四”的领导者，过去跟国民党的关系也并不好；也有人认为宪法规定总统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提名权，但对于罢免权并没有限制，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罢免行政院院长，还援引了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例子；还有人认为，蒋自己不做总统可以，但不能给党外人士做，起码也要是党内人士……就是这么多意见，让蒋觉得很麻烦——这么麻烦还是自己做好了，但接受之后就一直后悔。5月20日就职，19日还在日记里说到底要不要担任，20日上午还在考虑就职后要不要马上辞职，内心非常矛盾，再加上之后产生的那么多挫折，到1948年底，他觉得做不下去就趁机下来好了。

东方早报：请胡适做总统，好像一直被当作蒋介石擅长以退为进的例子。

刘维开：以退为进是权谋观点，认为这里面有目的。但看他日记，包括其他幕僚、知情人的记录，可以看到，他为了不当总统狠下了“工夫”：先找王世杰去说服胡适，胡适答应之后很高兴，再让陈布雷跟国民党内的元老一个一个疏通，遇到反对意见亲自出面。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如果要以退为进造成劝进的局面，这些做法就没有必要了。

记日记如“功过格”

东方早报：你是比较早的进行蒋介石日记研究的学者，但名人日记常因知其留世故，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一些事件进行修饰美化，蒋介石日记有这样的情况吗？

刘维开：蒋介石对于日记的认知可能跟现在的认知不同，他对日记的认知比较接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类似于明清的功过格，或者西方的自我忏悔，用来自我励志、自我省思。他一直觉得日记是可以公开的，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就有交换日记、彼此砥砺的行为，话无不可对人言。所以他在世时就把他的日记给幕僚整理辑录，编出来给人看。看他的日记，会觉得他是一个挺坦率的人。有人说他有的事情没有记，是刻意隐瞒，但我觉得，一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每个人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一些公务上的事情，一定有人会记，所以他可以不记或者记得很简要，比如接见10人，但他不会列名单，因为其他材料里肯定会有。

东方早报：他在日记里骂白崇禧、李宗仁等，也不担心这些东西会被公开吗？

刘维开：蒋介石的日记基本是他个人心理的表达，我觉得这也是他内心的情绪发泄。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不能当面骂，不然要被人说气量狭小，也不方便找个人来私下说谁坏话，所以最简单的发泄方法就是记日记。当然他也会迁怒于人，不仅骂，而且会打，但是打完骂完会反省，也写在日记里——今天骂了谁，骂得太过分了，以后要注意；今天打了谁，很不应该啊，做事情还是太鲁莽，修养不够，做检讨。

“从神变成鬼”再到人

东方早报：台湾的蒋介石研究的发展过程如何？

刘维开：在台湾的民国研究中，蒋介石从来没有缺席过，但真正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1981年，出了一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里面收录了国民党党史会以及蒋中正个人的一些保存资料，这些材料过去可能都没有开放，或者只能有一部分得到允许的学者才可以看到。这套史料初编的面世，使以蒋介石为主的历史研究慢慢增加。1986年召开“蒋中正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100篇论文中，大概有1/3到1/2是学术性的，可以看到史料初编中的内容被大量引用。而在史料初编出版后，很多之前没有公开的内部资料也渐渐出版了，最典型的，就是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看蒋介石日记》。199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开放了1949年之前的材料，1998年“国史馆”开放了蒋中正总统档案，这两批资料开放，对整个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有大量帮助，在我看来，这是蒋介石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从当时延续至今，学者从中获得很多充分的材料，去探讨他的施政和背后动机，这已经成为常规常态的研究。2006年，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日记，但我看来，对台湾学者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在台湾之前已经有很多跟日记相关的稿本档案等。

东方早报：在民众中，蒋的形象是否也经历变化？

刘维开：蒋生前在台湾地位非常高，过世之后，一度也被认为是神圣性的人物。但随着民间力量、反对势力的崛起，有不同评价出现。2000年之后，蒋的地位下降。基本可以说是“从神变成鬼”，但妖魔化后，落差太大，人们如何解释过去？而通过新的研究资料出现，有了重新塑造蒋介石的机会，现在蒋基本上回到人的情况：透过资料、日记，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非高不可攀，也和正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一样骂人，也有判断错误，这些细节让他回归成为人。现在在台湾，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回到正轨，不会将他神格化，也不大可能做到完全丑化，没有过去那样民族救星世界伟人的推崇，也不大有完全不理性的强烈批判，只是将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来看待。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蒋介石的得与失？

刘维开：蒋介石往往被指责不会用人，身边人的圈子很狭窄。可是回头去看，他在去台湾之前要面临的环境，中国那么大，地方势力那么多，他有很多观念想法很难落实，要在一个分歧的状况下把国家带起来，当然要用能够执行他意思的人，责怪他的用人不成功，可能太严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