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爆炸案赔偿方案辨析

沈克鲜

4月1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遭遇爆炸袭击，致3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因中国留学生吕令子是遇难者之一，该爆炸案也备受国人关注。

如今该案的赔偿方案已确定，赔偿标准分为四级。A级为遇难者、双腿截肢者，每人219.5万美元；B级为单腿截肢者，每人119.5万美元；C级为，住院一至两晚的伤者每人12.5万美元，住院时间更长者每人94.8万美元；D级为受伤但未住院者，每人8000美元。吕令子应能得到219.5万美元的赔偿。

对这个结果，国人一是惊讶于赔偿数额之高，二是有媒体借题发挥，认为美国的赔偿实现了“同命同价”，“不因国别和地区差异而区别对待，体现了生命的尊严”。但这显然是“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既无助于公众了解美国公共灾难善后赔偿的真相，也无助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首先，目前对爆炸案受害者的“赔偿”不是侵权赔偿，而是慈善捐款。

针对校园枪击案、恐怖袭击案中受害者众多而直接凶手几乎没有赔偿能力的问题，美国一般通过慈善捐款基金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并不是由政府直接赔偿，因为美国的政府预算本身很严格，难拿出这笔钱。且政府支出要对全体纳税人负责，拿纳税人的钱为校园枪手的暴行埋单，这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政府托底”，美国人未必认同。

在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下，主要由民间捐款来补偿爆炸案的受害者。案发第二天晚上，马萨诸塞州州长、波士顿市就共同宣布成立“壹基金”（One Fund），为爆炸案受害者提供赔偿。一位保险界大亨率先捐款1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之后企业、机构和个人纷纷捐款，汇入壹基金的捐款总额超过4700万美元。

运作这笔基金的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名资深律师Kenneth Feinberg。他早在1980年就开始运作对越战老兵的赔偿基金，他的团队还参与了“9·11”事件、去年美国丹佛电影院枪击案的赔偿。他因其专业性而被称为“灾难大师”。

其次，虽然最终死者得到219.5万美元补偿，但补偿本身就属捐款性质，其多寡是由捐款数额决定的，并非每次都有这么多。比如，去年丹佛市电影院枪杀案导致12人死亡，其善后也由Feinberg操作，但因募得的善款仅有540万美元，导致仅够赔偿死者、身体受伤者，而不能做精神赔偿。且每位死者只得到22万美元的赔偿，仅为波士顿爆炸案死难者的十分之一。这种“同命不同价”是由美国的捐款式善后决定的。

其实，一般来说，捐款相对众多受害者而言总是捉襟见肘的。到5月7日，“壹基金”得到的捐款只有2800万美元。Feinberg曾公开表示：赔偿金可能不够用，希望受害者“降低预期”。

再次，领取目前的赔偿一般意味着受害者将放弃相应诉权。一般来说，事发后受害者会急需用钱，而起诉凶手、马拉松比赛组织者以及追究政府可能的责任等事项的诉讼将耗时费力。所以，就连代理因“9·11”事件而在世贸中心受疾病伤害的工人维权事宜的律师Marc Bern也表示：接受基金赔偿是最快捷的渠道，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可能得到更多赔偿的诉讼。还值得一说的是，“9·11”事件赔偿基金并非私人性质捐款，钱是联邦政府出，但接受赔偿的前提也是放弃相应诉权。

第四，处理类似事件，赔偿标准一般有两种：一是针对受害者个人情况的个案式赔偿，二是整体划标准做出赔偿。波士顿案是按受害者受损标准统一赔偿，前者的典型是“9·11”赔偿。Feinberg的团队曾制订过“9·11”赔偿标准，分别计算受害者的经济损失（医疗费用、误工收入等），加上非经济损失（个人所遭遇的痛苦），再减去已指定给个人的捐助，最终赔偿额从1万到150万美元不等。

综上所述，美国一般通过民间捐款渠道来为诸如校园枪击案之类公共事件善后，这是由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决定的。

美国的特色在于有强大的民间社会，能快速通过民间力量筹集资金，并由民间专业团队操作赔偿，政府并不亲自运作。其缺点在于赔偿数额由捐款数额决定，忽高忽低，也有“同命不同价”的情形。

无论如何，借鉴外国的经验，反思我国的问题，还是需要从真相开始，不能“各取所需”、“六经注我”。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