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中旬起，浙江建德市再也寻觅不到顾卓江的身影。
当地传言，新安股份（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596）环保案案发之后，身为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的顾卓江早已逃之夭夭。而当地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顾卓江在潜逃前颇为镇定，不但拿到700万“分赃款”，还特意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公司没有这个部门”，7月10日，当时代周报记者向新安股份董秘姜永平去电询问时，姜永平极力撇清干系。令人不解的是，顾卓江此前还就“化工环保促产业升级转型”主题接受过媒体采访。
回溯整个案件，目前最为外界确知的信息为，新安股份两名人员已接受调查，但两人身份仍然成谜。
6月21日，新安股份公告：与本公司有仓储业务的某公司（本公司部分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仓储该公司）涉嫌环境污染事件正在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本公司下属一工厂与该公司进行仓储业务来往的两名人员就该事件接受公安部门的协助调查。
外界指出，两名涉案人员乃新安股份化工二厂厂长胡某某和生产科长马某某，被调查的肇始原因疑为随意处置草甘膦残液，但新安股份未置可否，一直对外噤声。
此外，新安股份公司总裁林某某（林加善）的外甥女婿汪某被指为草甘膦残液处置的操盘手，其二人为谋取暴利，随意处置残液，实际肆意倾倒的残液已达数万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以上。而顾卓江的潜逃，更是为新安股份环保案增添迷雾。
面对外界种种疑虑，新安股份未作过多信息披露。环保风暴迷雾之外，这家中国最大的草甘膦生产企业，近况难言乐观：公司业绩极不稳定，营收暴涨暴跌幅度甚至相差100%；此外，公司还陷入委托贷款之嫌疑，其委托贷款收益达4230万。
在一轮紧似一轮的环保风暴下，新安股份或将面临发展拐点。
关联公司非法处置残液被查
新安股份的前身为建德化工厂和建德农药厂，2001年9月上市，是建德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公司位于新安江畔，故名新安。
2005年，杭州民营企业传化集团受让新安股份原第一大股东建德市财政局所持股份，成为新安股份控股股东，但公司董事长，仍由曾任建德化工厂厂长、建德市工业局局长的王伟担任。王伟目前持有新昂股份2.6%的股份，系新安股东第三大股东。
在进军有机硅行业之前，新安股份一直从事草甘膦生产，其在浙江建德和江苏镇江设有大型生产基地。而有机硅产业亦与之相关，每生产1吨草甘膦可副产0.95吨的氯甲烷，经回收后可直接用于合成有机硅单体。
新安股份系中国最大的草甘膦生产企业，其主导产品为农药除草剂草甘膦、有机硅制品，其中草甘膦相关产品含有剧毒。
今年6月7日，浙江省启动第五次联合执法检查，浙江省环保厅接到浙江省公安厅的情况通报，反映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的杭州荣圣化工有限公司利用厂区内靠近运河边的深井，非法处置草甘膦残液，直接影响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荣圣化工自2012年9月至今，以2800元/吨的价格为杭州建德新安化工有限公司非法处置草甘膦残液，已收集5000吨，处置了1500吨，非法获利100多万元。
杭州荣圣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戴桂荣，公司经营场所和储罐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塘北村。
新安股份两名人员被带走协助调查，显然与此有关。
但记者发现，新安股份2012年年报，并未有只言片语涉及荣圣化工，其与荣圣化工是否签订合同，合同内容为何，均未披露。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新安股份年报指出：（新安股份）“在草甘膦母液处理上形成自己独有的技术，公司非常重视安全环保风险，在废水、废气等排放上,均能高于国家标准严格处理并循环使用后排放”。
记者向新安股份证券办了解相关情况，对方称不知道相关情况，“我只能告诉你，新安股份一切生产正常。”
而在公司公告中，新安股份亦未提及荣圣化工，仅称“与本公司有仓储业务的某公司”，“本公司部分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仓储该公司”。而据新安股份人士介绍，公司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主要在镇江基地处理，通过处理可以提取有用物质再行利用。至于这些中间体为何出现在荣圣化工，其并未解释原因。
新安股份亦刻意回避了被查人员的身份，对于被调查人员是否为化工二厂厂长等人，证券办人士回答：“被调查的不是公司高管，难道一个班长也要公告吗？”
有业内人士判断，如果被调查的确系新安股份化工二厂厂长，极有可能是新安股份以该厂厂长个人名义签署合同，将中间体交由荣圣化工处置，从而与新安股份本身设置了一道防火墙。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调查，也是厂长的事，而与新安股份无关。但公司对相关情况肯定心知肚明。”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同行金帆达就远没有新安股份幸运，因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合同，直接导致包括总经理在内的大量高层被带走调查。
截至目前，公安、环保机关尚未披露案件的更多进展情况。
业绩暴涨暴跌幅度达100%
环保风波影响会有几何，眼下尚不明朗。但新安股份近年已经历了一轮暴涨暴跌的风云激荡。
2008年，新安股份净利润16亿元，到2011年只有1734.75万元（其中政府补助就达1.25亿元），只有3年前的百分之一。2012年虽有所回升，但净利润依然只有1.3亿元，其中有一半为营业外收入。
2012年，公司农药产品销售收入为 28.32 亿元，占全部收入的 47.75%,
作为公司的两大主导产品，草甘膦、有机硅的价格，近年都出现了过山车般的行情。如草甘膦价格，从2万元每吨到11万每吨，再回到两三万元每吨并长期徘徊（今年6月回升到3.8万元/吨）。与之相对应，新安股份草甘膦业务的利润，亦从暴利回归微利乃至亏损。其股票的复权价格，2006年年初只有20元，2008年3月最高达到383元，2012年6月又回到70元。公司最高市值，一度达到300多亿元。
草甘膦是最常见的农药之一，自1974年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和商业化以来，凭借其高效、低残留的优异性能和替代人工效应，在普通农作物领域逐步普及。目前草甘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品种，约占全球农药市场需求的19%。
伴随草甘膦价格的涨跌，国内草甘膦生产出现严重过剩。
2006年，我国主要草甘膦原药生产企业约有50家，国内总产能为24万吨左右。2007年初以来，由于国际市场草甘膦需求旺盛，推动了草甘膦价格持续上涨，国内草甘膦生产企业的投资热情被点燃，纷纷上马草甘膦项目，到2008年底国内草甘膦总产能就已超过60万吨，相比2007年增长了近1倍。而新安股份一家的产能，就达8万吨。
除了需求变化，影响草甘膦价格变动的另一大因素，即为环保问题。今年5月，环保部启动国内草甘膦生产企业环保核查风暴后，至今尚未公布相关核查结果，这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不确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政府部门对草甘膦龙头企业新安股份环保问题如何处置，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风向标。
委托贷款事蹊跷
记者还发现，新安股份2012年财报披露诸多疑点。
前五大客户中第一大客户占其销售额的19.5%，雄踞1/5。对此证券事务代表李明乔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该客户与公司存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虽然存在一定比例的依赖，但彼此已经属于长期扶持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对于该客户的名称始终未予以透露。
2012年财报显示，新安股份2012年全年财务费用比上年增长4950万元，报告分析原因称是因为借款费用增长。其委托贷款收益4230万。既然缺钱要问银行借钱，为什么还要搞委托贷款？
“这也非常正常，”董秘姜永平表示，“我们和银行的业务往来要一直保持着，贷款是为了维持和银行的这种关系，并不是说我们要缺钱了才去问银行贷款。如果不维持好这种关系的话，那万一我们资金紧了，到时候再去问银行贷，他们就未必会贷给我们了。”
姜永平向记者强调，项目一般是中长期贷款，而委托贷款则是一些短期的收益。该公司2012财务报表中现金流量表“投资支付的现金”科目显示，2012年度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减少32%，原因是2012年减少了对委托贷款和其他理财产品的投资，而委托贷款收益却从反向增长30.95%。委托贷款年化利率在6.5%到20%不等。
“信托产品利率是会相对低一点，委托理财的收益20%也很正常，有些能做到百分之四五十，但这种相当于高利贷，我们企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据银行对公业务客户经理介绍，银行虽然明令禁止客户将银行借贷资金用于理财，但实际业务操作中，该部分资金的使用状况很难参与审计。“利率方面也没有明确规定。因为我们国家是不允许企业之间资金直接拆解，所以要通过走银行委托理财的渠道，但这方面的利率是客户自己商定的，一旦出现兑付问题，也与银行无关。”
应收账款（58%）和应收票据（81%）的增幅均远超出收入的增长幅度，疑似大量赊销拉动的收入增长。存货期末余额比上年末减少11%，如果销售处于扩张期，通常存货也会增加。
姜永平的解释是，客户结构在发生变化，下游产品多了应收账款就会增加，而价格增长之后也会导致应收账款增加。“去年产品价格涨了那么多，应收账款增加很正常。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和应收账款的增长幅度没有必然对等的关系。”
[记者手记]浙江环境污染镜鉴
本报记者 陶喜年
席卷全国的环保风暴，在浙江首先刮到新安股份头上，有些出人意料。
相对而言，新安股份算是比较注重环境保护的上市公司。上市12年，公司在环保上的投入，可谓不少。
1990年代末，新安股份研发出新工艺，将从草甘膦生产“三废”（ 废水、废渣、废气）中回收的氯甲烷回收净化后用于合成有机硅单体，同时又将有机硅单体生产中副产的盐酸精制后用于草甘膦生产。2003年，该项工艺被评为国家科技部二等奖。一家企业获此殊荣，确属难能可贵。
在2013 年 4 月公布的《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新安股份称：2012 年度，公司主要环保运行投入项目费用为：环保设施运行费、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环保培训费、监测费、危险固废处置费等，合计环保投入 3780 万元。
但新安股份的主导产品为农药和有机硅，生产中又不可避免存在污染。而且公司就在杭州饮用水源新安江附近，环保压力相比一般公司更大。
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环保的底线，似乎不堪一击。
一家相对规范的上市公司尚且爆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何况遍地开花的小企业呢？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减少一分环保的支出，就意味着多一分利润，而鉴于企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环保部门对辖区内司空见惯的环保问题，长期选择视而不见。
央视最新一个调查显示，随着杭州湾沿岸的工业大开发，有200多家化工企业云集在杭州湾周边，杭州湾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排污地。今年6月，环保部发布《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杭州湾被列为水质极差区域。
杭州湾只是浙江环境恶化的一个缩影。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污染越加严重，如浙江萧山、上虞等地，很多百姓只能在有气味的空气中生存。
环境问题在浙江上市公司群体中亦广泛存在。如以浙江龙盛、闰土股份为代表的染料生产企业，以荣盛石化、恒逸石化、卫星石化为代表的大型石化企业，以新和成、浙江医药为代表的原料药生产企业，等等。在当地，这些企业都被称为污染企业。在浙江244家A股上市公司中，或有近半存在多多少少的环保问题。
2011年6月，本报曾报道《浙江资本市场环保风暴：4家上市公司涉污停产》。当时事发原因为浙江台州、湖州、绍兴三地先后发生严重血铅超标事件，浙江对全省铅酸蓄电池行业进行专项环保整治行动，213家蓄电池企业被停产整顿，拥有铅酸蓄电池生产业务的南都电源、卧龙电气等相关公司被迫停产。此外，因发生环境污染，位于浙江临安的万马电缆和浙江德清的升华拜克，亦因环保问题被当地责令停产整治。
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干部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可喜的是，新一届政府履新后，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与日俱增。7月8日，公安部公布四起环境污染重大案件，并称今年全国侦破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已达112起，新安股份案应该就在其中。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新安股份被查只是一面镜子，在经历30多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是该直面环境问题了。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陶喜年 李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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