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在组稿的时候,都会告诉学者们“要写出新意思来”。但无论如何,张謇一生的关键词总是回避不了的:状元、朝鲜、教育兴邦、实业救国、自治、议会……这些遗产已经凝结在一起,甚至感化学者们去深入研究。
比张謇晚生11年的马克思·韦伯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时,前者正在摸索经营大生纱厂,推动在南通城东南千佛寺建设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西方社会在总结资本主义的传统之源,中国人却在颠沛中奋发图存。
与张謇同行的,“在北方,周馥、周学熈父子以经营洋灰(水泥)行业而知名,在南方,无锡的荣家以经营面粉业而闻名,同为清代状元的苏州人陆润庠只经营华纶丝织业,寿州孙家鼐也是经营纺织业。”
张謇的选择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舍身喂虎”。今天回望,“士农工商”的传统果然厉害;比这更厉害的是为此排序的思想传统与政治力量。
日本学者中井英基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企业者研究》一书的序文中写道:“目前,不仅是日本,就连中国也在逐渐遗忘张謇这个人物。”
不过,就在这一年,中国正在迎来巨大变化。如果说“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飞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的胜利”,那么,我们有必要在繁华与迷茫的时刻,返回历史通道中去,找到那一点点的微光。
面对“许多中小企业主全副身心扑在打理生意、逃避政府检查上,因而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学判断,重读张謇先生的企业家精神是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