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汉语

微言自怡

张怡微

我是到写了很多小说以后，才开始注意到所谓小说的语言。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能够把灵感赶紧记下来最要紧，大多是不考虑语言的。怎么自然、流畅就怎么写，最好煽情、幽默，节奏感甚至小说语言的风格，都是本能叙事以外的事。以前有人问我在小说里写上海话时会不会考虑北方读者，我是到台湾看了许多年轻人写的家里的事，才注意到，即使是中文语境，小说的语言还是对阅读有极大影响的。我和他们写同样的场景，即使我不用上海方言、他们也放弃台湾方言，我们写出来的，仍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汉语，是在用完全不一样的汉语在勾描同样的事端、同样的人情，我们要情感的互通，竟然需要通过一道文化的“翻译”。那时我更加发现，作为一个上海写作者，要用个人风格化的语言写好上海，还要让别人八九不离十地捕捉到上海的世相人情是很难的。

作为去年口碑最好的小说之一，《繁花》经过面世后一年沉淀，又和我们最初私下交流时预料的一样，成为海派文学标志式的存在。看到它，我们既觉得这写的大概才是上海，又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写的大概都不是上海。这种惶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上海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写作者的考量范围内了。这背后隐含的最严重的断代是在1949年，更确切地说，“五四”以后就开始了。西方小说语言的译介不断瓦解着我们对于旧小说的认知，以至于《繁花》看起来很新颖，那是因为我们离《海上花列传》太远了，离《春申旧闻》那么远，甚至《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明明离得不是很远，倒比《红岩》、《青春之歌》要陌生得多。

读《繁花》的时候，我正好在看台湾作家蒋晓云写的“民国素人志”（素人：平民）系列小说，我觉得两岸似乎都有一点苗头，小说正向着“旧”缓慢复归。“五四”时期时髦人要破除的东西，过了一百年，又缓慢抬头。这看起来是历史的逻辑，多少证明时间检验后，故事说得好还是有人看。很多年来，两岸小说都不太说故事了，这种趋势在高扬现代性的台湾当代文学里更为彰明。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像不懂得现代主义，是一件挺糟糕的事。作家要写写现代主义笔法的作品，再来说故事，至少能说明自己懂得西方文艺又会写小说。

但《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第一卷》是一个例外，它继承的是章回小说的叙事。蒋晓云的语言，是一九四九年随着父辈迁台时保留的“断代”语言，没有受过大陆新时代的改良，甚至也没有赶上台湾疯狂学习现代主义的污染。八零年代她又去了美国，青春记忆中的小说语言，外加上一点英文从句式的修葺，她喜欢用长句。与她对比，金宇澄小说里全是短句。这里语言的节奏差别，背后躲藏着对东西方语言习惯的扬弃与吸纳。蒋晓云真正守旧的地方在于，她用世情检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命运大转折时期的难民群。说是难民，仿佛这些人赤贫，事实也不一定。头脑活络的市井小民，身上还是守下一点钱来的，适应生活的能力也强。但这些对政治无感、对当局不信任的流民，总在稍有机会时就去了美国，花上半生游历大半个地球终于坐在一起，说着上海话、吃一顿风平浪静的团圆饭。你说她是阔太太，其实她也当过难民，当了一百年，成了阔太太。这里面描写的，是活过大灾难、在轮船时代完成数次大迁徙还要在异乡安身立命的人精。

早前蒋晓云是写婚恋小说起家的，要不是夏志清称之为张爱玲传人，许多研究者可能也没有觉得她写的有多特别。但三十年后，她却给台湾文学带来了一股清风，让现时的台湾文学写作者不要再过度地书写都会中病态的人、“坏掉的人”，也不要再沉迷于“我父亲”、“我阿嬷”、“我叔伯”、“我舅公”的家族窠臼中。小说还有更广阔的舞台，民国机制运作下的百年素人，也不仅仅只有国民党及他们的后代。流民中自有更多普通人惊心动魄的奋斗，他们可能是跟着朝圣团跳机逃跑的台湾人，可能和土耳其裔的新疆人谈恋爱怀上私生子，他们可能当过“解严”以前的国际海员，或是提着鸡鸭从中永和上到台北市拜访二太太的原配夫人。他们也可能完全没有出国的能力与机会，上了工专、技校却因祸得福在台湾经济起飞大搞城建时转行发财。蒋晓云试图告诉我们，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普通人的生活精彩得不得了。“无情世代”的年轻人经过了风起云涌的三十年回看人生，早就看破了张爱玲看不破的世道，走过了张爱玲走不过的情关。

而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另一种味道的“旧”。他的语言比蒋晓云还要纯粹，有《金瓶梅》的遗魂，写生活里人与人痴缠的黏腻。两人都写私情，但蒋晓云侧重伦理，她写女性的小抉择与时代洪流中的大变革不停的冲撞，最激烈的那部分，看得人惊心动魄。《繁花》里的人，却是更平稳的市井，流言蜚语外加冷眼看三四。关起房门来的欢情与遗憾，没有什么隐喻，处处是离题。蹉蹉跎跎，一辈子就过完了，这也让人惆怅。传奇都是别人家的，自己只有衷肠。但那就是上海人，欢喜吃酒交际、看男女幽会、四目有情，是讲究生活余情与格调的庸人。金宇澄说：“这个小说，我是用母语写的。”我们的母语是上海话。我们写小说要切换成国语模式。《繁花》做到了让别人用国语来念上海的小说，是很不容易的。更不容易的是，它所站立的民间、所使用的民间语言，也和广场化的小说书写完全不同。广场化的书写是写给文学奖看的、外国人看的，他们写给自己人看，写得那么好，真是令人敬佩。

（作者系上海青年作家，台湾政治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