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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框架）和后来的工资改革（2006年的工资改革）缺乏纵向的协调性和连续性。工资形成机制是沿用计划体制还是要转变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确实是属于体制改革问题（特别要注意劳动力是否能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否形成）。

上述离休人员同退休人员之间的失衡虽然不涉及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但却涉及政策的一刀切问题。按照参加工作的时间来区分不同群体是一种简便而明快的办法，但是，也会产生一刀切的弊病。看来，这种政策在贯彻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才能使这种代际失衡加以稀释。

（三）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多方博弈的影响

决策过程中必须有多方的博弈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在博弈中比较均衡，以避免利益过分地向某一或某些集团倾斜，从而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如上所述，工资长期基本冻结的政策固然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困难面前作何种政策选择则同决策过程中有无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有关。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当年的冻结政策选择显然同弱势群体无权参与博弈有关，由既得利益集团单方面所选择的政策只能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使得因经济困难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由年轻一代人来承担。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今后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决策中，必须听取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特别是其中弱势群体的意见，并且要促使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多方博弈，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避免利益的失衡，包括纵向的或代际的失衡。

政策建议

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高收入差距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一步的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负面效应，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对此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在对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分配的分析上, 本文发现在这一特别人群中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纵向和横向失衡问题。从纵向分配来看，离退休人员之间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它构成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推动因素。从横向分配来看，不同特征的离退休人员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不可忽视。离退休人员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格局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80-90年代养老金水平与年龄之间是负相关性，而到了2007年养老金水平与年龄之间出现了正相关性。这种变化是与我们的养老金政策的无规则变化分不开的。在离退休人员的横向分配中，一种最显著的失衡是离休人员与退休人员之间养老金的差异。由于两个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差异，后续增加养老金的机制不同，导致了离休人员的养老金明显高于退休人员，即使在控制了各种影响因素变量后，前者的养老金水平仍比后者高出很多。另外一种显著的失衡，也是近来被公众和媒体诟病的分配失衡，是公务员与企业退休人员之间养老金差距。近几年这种差距扩大得尤为明显，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

针对上述问题，在政策上加以调整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再分配政策问题，还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安排。在市场经济面前，如何建立人人俱有的等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这包括享有等同的社会保障、拥有等同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具有等同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是一个转轨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实现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会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

其次，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各种各样人群的利益，不仅需要考虑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也要考虑到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即使在退休人员内部，也要考虑到不同类型退休人员之间养老金分配的合理性。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兼顾各个人群的利益，既不要造成过大的纵向收入分配失衡，也要避免横向的收入分配失衡。

再次，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相关的工资政策、养老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住房保障政策要具有长期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些政策变化太快，加上政策的大起大落，很容易造成代际分配上的失衡。

最后，要看到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博弈问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不用回避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合理的，公开透明的，各方势力较为均衡的利益分配的博弈机制。既要承认各方的利益诉求，又要保障各种利益人群拥有利益诉求的基本权利，也要建立合作性的博弈机制。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作者赵人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霞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首发于《金融研究》2013年第2期，经授权重刊，有删节。李雅琦、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