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凭良知，不从恶法

马丁·路德·金认为，真正的非暴力抵抗并非一味地屈从于邪恶势力，而是用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邪恶；与其把暴力强加于别人，不如我们就选择充当暴力的受害者吧，因为前者只会使暴力和仇恨在人类社会更加猖獗，而后者却会在反对派心里产生一种耻辱感。

胡晓进

1963年4月12日，耶稣受难日，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加斯顿汽车旅馆三十号房间内，二十五位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围坐在一起，严肃而热烈地讨论着是否继续走上街头，勇敢地迎接当地警察的警棍与手铐，现场的气氛有些绝望和无助。因为就在两天前，伯明翰市政府刚刚从法院拿到一份禁令，禁止黑人继续在当地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否则将一律逮捕严办。作为这场抗议活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很清楚，如果拒不遵守法院的禁令，将面临牢狱之苦。但是他主意已定，要以实际行动回答期待已久的民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践行坚持抗争的承诺。

金的这个决定，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他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他相信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隐含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需要用爱去唤醒，用同情心来培育。为了唤醒更多民众的良知，他必须冲破法院的禁令，以身试法，以道义的力量，显示法律的不公。为此，他和几位宗教领袖一道，起草了一份“关于禁令的说明”：

我们凭着自己的良知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不公平、不民主、践踏宪法的法律程序。我们的拒绝并非由于我们无视法律，而是出自我们对法律怀有的最崇高的敬意。这并非企图逃避或是违抗法律，或是从事无政府主义的骚乱。正如我们的良知使我们无法服从不公平的法律一样，我们也不能尊重滥用法律的行为。

我们相信以公义和道德为基础的律法制度。由于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深深的喜爱，也由于我们强烈要求净化亚拉巴马州的司法制度，我们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其引发的后果，我们也有充分估计。

金所领导的这场游行，得到了众多黑人的支持，当然也激怒了严阵以待的警察。金和他的同伴被投进了监狱。这不是金第一次进监狱，1956年，在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的运动中，金就曾被逮捕，但很快获释。1962年，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声援自由乘车运动时，金也曾两次被捕。他以自己的行动，一再质疑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法。虽然屡被逮捕监禁，但并不愤怒，也不诉诸暴力。

金的这种非暴力不服从思想，起源于他的中学年代。1944年，十五岁的金第一次读到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他那拒绝同罪恶制度合作的观念颇具魅力，我大为倾倒，反复诵读”。梭罗因为拒绝缴纳自己不认同的税收，而被关了一夜。那一夜，他的思绪超越监狱的石墙，集中于法律、正义与良知：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只做自己认为正当的事。

梭罗让年少的金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反抗思想，此后数年，他一直念念不忘。但真正使他将这种非暴力反抗理论应用于社会冲突的，还是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让金看到基督之爱的巨大力量。在此之前，金觉得，“转过右脸”和“爱你的仇敌”之类的哲学，惟有当人与其他个人冲突时方才有效，而种族团体与民族之间发生冲突时，则需要更为现实的办法。但是，甘地将耶稣爱的伦理，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至强大而有效的大规模社会力量。在甘地强调的爱与非暴力当中，金发现了经年累月苦苦求索的社会改革方法。他决定将这种方法，用于南方黑人的抗议活动。

1955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上，疲惫的罗莎·帕克斯夫人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逮捕。为了声援帕克斯夫人，金和几位宗教领袖号召黑人市民抵制公交车，步行或者搭乘朋友的私家车上班。他成功了。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黑人乘坐公交车，蒙哥马利市当局被迫让步。在这期间，金和他的家人多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他克服了恐惧，也没有以暴易暴。

蒙哥马利抵制运动标志着对南方生活方式的首次有组织、持久、群众性的非暴力反抗，是美国黑人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转折点。蒙哥马利也为黑人提供了非暴力抵抗这一全新社会工具，让他们能够以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的目的。非暴力的集体抵制，有效地收缴了对手的武器，揭破对手的道德防线，削弱他们的士气，同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良知。

在1958年出版的《迈向自由：蒙哥马利故事》一书中，金将自己所倡导的非暴力哲学总结为六个基本方面：一、非暴力抵抗并非懦弱者使用的策略，而是勇敢者反抗的手段；二、非暴力并不企图打败或者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三、非暴力针对的是罪恶势力，而非行使这些罪恶的人；四、非暴力是甘心受苦而不求报复，甘心挨打而不求还击；五、非暴力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也包括精神的内在暴力；六、信仰非暴力的人总是深切瞩目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总将属于非暴力的正义一方（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马丁·路德·金认为，真正的非暴力抵抗并非一味地屈从于邪恶势力，而是用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邪恶；与其把暴力强加于别人，不如我们就选择充当暴力的受害者吧，因为前者只会使暴力和仇恨在人类社会更加猖獗，而后者却会在反对派心里产生一种耻辱感，从而起到最终转变思想、重新做人的作用。

蒙哥马利之后，金已经成为南方黑人不服从运动的当然领袖，为了更好地领导黑人的抵抗活动，1960年初，他举家迁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随后参加了州内的静坐抗议和自由乘车运动，两次被捕入狱。但每一次入狱，都使他更坚定了非暴力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63年春，金再次来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领导和参加当地黑人的抗议活动。他们在公共场所静坐抗议、游行示威，号召黑人抵制种族隔离的商店。他们冲破法院的禁令，手挽着手走向监狱。从4月12日到20日，金在伯明翰监狱度过了八个日夜。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虽然暂时阻断了金与高墙之外抗议行动的联系，却正好给他时间来回应教会内部牧师的批评：他们觉得金目无法纪，藐视法庭和法律权威，给黑人带了个坏头；而且，金住在亚特兰大，根本不应该到伯明翰来带头抗议。

但是，金并不这么认为，他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伯明翰的教会是大会的一个分部，他应邀来到伯明翰，组织这场抗议运动。在《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金详细回答了几位牧师的质疑：

我认为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州，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我无法闲坐亚特兰大，对伯明翰发生的事情却不闻不问。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

对说自己故意违法的指责，金的回答是，法律有两类：公正的和不公正的。“我坚决主张服从公正的法律，每个人都得服从公正的法律，这不仅是法律责任，也是道德责任。反之，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拒绝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因为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恶法非法”，不公正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

至于如何区分公正的法律与不公正的法律，金也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公正的法律是人类制定的，同时也和道德律或上帝的律法是一致的。不公正的法律就是与道德律不和谐的法规”；“不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与永恒的自然法相违背。”在金看来，任何高举人性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任何贬低人性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所有种族隔离条例都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伤害人的身心，扭曲人的个性。它让种族隔离分子误认为自己是人上人，让受隔离的人误认为自己是人下人。

因此，金决心要改变这些扭曲人性的种族隔离法，他采用了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方式，取得了巨大成效。他认为自己并非逃避或者无视法律，因为他甘心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以这种方式唤醒民众的良知，告诉他们法律的不公之处，这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法律的最崇高的敬意。

有些人觉得金过于着急了，应该接着隐忍等待，等待一个更加适合的时机，让时间来抚平所有的沟壑与创伤。但金认为，时间并非万能。“实际上，时间是中立的东西，它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邪恶的人之利用时间，将会比善良的人更其有效。我们得在这一代进行忏悔，不仅因为坏人们充满仇恨的言辞与行为，也因为好人们骇人听闻的沉默。”金很清楚，人类的进步，绝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自动实现，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自由也绝不会由压迫者自愿赐予，而必须由被压迫者努力争取。

白人稳健派希望黑人遵守现行的法律与秩序，不要使事态更加紧张。然而，“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乃是为了建立正义的目的；而若其未曾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和秩序便成了危险的制度性堤坝，阻挡了社会进步的洪流”。“我们这些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未曾制造紧张，我们只不过是将早已存在的潜在紧张带到了表面。我们使之公之于众，好使人们能够看清它，解决它。疖疮不破，便无法治好。”同样，所有的非正义，也都必须揭露出来，“才能让人类良心的阳光与全国舆论的空气为其治疗”。相反，消极地接受一种不公正的体制，便是与这体制合作；因之，被压迫者也就变得与压迫者同样的罪恶。不与罪恶合作，和与善合作一样，都是个人的道德责任。

马丁·路德·金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唤醒全社会的良知。他从伯明翰监狱发出的这封长信，被各类报刊多次转载，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共鸣。正如金自己所言，那些为争取平等权利而静坐在餐台前的上帝的孩子，实际上正是在坚持美国梦的精髓：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梦，它源自《独立宣言》，又被内战期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所重申。

1963年恰逢“解放宣言”生效一百周年，当年夏天，美国民权人士再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华盛顿游行，纪念这份伟大的文件，以及发布这份文件的伟大总统林肯。8月28日，二十五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华盛顿，在林肯纪念堂前集会，金应邀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喊出了自己心中的美国梦：“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崛起，履行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辩自明的，所有人生来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奴隶和奴隶主的儿女们会像兄弟姐妹一般同围坐一张桌子共同用餐。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度，那里不再以肤色取人，而只重视他们的品格。”

向华盛顿进军之后，金又先后到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加州、伊利诺伊州参与领导民权运动，其间，还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4年12月，金代表所有热爱和平与友爱的人，到挪威领奖。他在奥斯陆大学发表的获奖感言中说，“我相信，虽然正义遭难、遍体鳞伤，但是终将得到伸张，定会登上至高的宝座；我相信，全世界人人都会有饭吃、有衣穿、身体得到照顾，人人都能受教育享文化，思想得到熏陶，人人有尊严、有平等、有自由，精神得到享受；这种信念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一切变化与未知，给我们疲惫的双脚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大步迈向自由之城。”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金一生民权事业的巅峰，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里程碑。此后，黑人民权分子急剧分化，很大一部分人转向暴力与直接对抗，大大削弱了运动的整体力量。1968年4月，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带着未竟的梦想，离开了他所深爱的黑人同胞。

金的意外身亡，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悼念与评论，连封闭的中国也发出了声音。4月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声讨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实际上，早在1963年8月，毛泽东就曾应邀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

毛泽东的声明，使马丁·路德·金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金以民权战士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金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非完人，而是有缺点的战士。

作为民权运动领袖，金是联邦调查局（FBI）的重点监控对象，他们甚至在金的住所和旅馆安装了窃听设备。从1963年开始，金的一举一动都在调查局的掌握之下。据联邦调查局监听录音以及一些特工回忆录披露，金在外出巡回演讲之时，曾多次招嫖妓女，醉酒滥交，私生活极为放荡。而且，后人在整理金的文稿时，发现金的博士论文存在大篇幅的抄袭现象，他的一些演说，包括《我有一个梦想》，也是大量“借用”、“挪用”他人的作品。此事在美国社会和学界引起激烈辩论，但最后多数人还是平静地接受了金这样一位有污点的伟人，一个有缺点的战士。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