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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毅
谈起一座城市的骄傲,自然会联系到这座城市拥有的标志性建筑或纪念性场所,而论及一座城市的魅力,似乎就要到积淀在城市日常空间中的那层底色中去探寻了。
就比如巴黎,因有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或香榭丽舍大街这些数不清的名胜古迹,每年引来千万游客,然而稍作驻留便能发现,这座城市真正让人着迷的,却是那些历史街区中的日常生活空间。巴黎城的街道两旁大都是至少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大部分巴黎人居住其中。一扇沿街大门进去是数家或数十家围成的院落住宅,而走出大门,步入几米宽的街道,路经面包店、便利店、街角的咖啡馆,或许还路经了某位十九世纪的名人故居,就上了大街,再走几步,便能遇到一个地铁入口……这便是名胜古迹背后的巴黎生活。
每座城市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底色,欧美的城市如此,我们的城市也不例外。这层底色当然就是那些不易察觉、难以成为城市名片的地方,因为它是渗透在人们日常性中的那层物质存在。这层底色不是一天造就,而是由历史沉淀的,它承载着记忆,也达成了人与环境的默契。这底色是在老城区、老街道和老房子里透出来的,自然就是城市中陈旧的那一层,面对宽阔的车道、高耸的住宅楼和以时尚的购物中心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浪潮,它很可能会显得问题重重甚至毫无价值。然而,这层底色一旦以旧城改造的理由将它铲除,那由岁月培育的人与物、人与人的亲熟关系,就会被瞬间割断。在我们过去2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因为太多的历史街区经历了推土机的“洗礼”,这种亲熟关系的破裂带给我们的,已不仅是视觉上的剧变,更是触及了身体和心灵的震动。
这样的描述,并非出于怀旧情绪,而是想非常实在地反思一下,在当代城市的剧变中,我们究竟有何丢失。不能否认,我们许多城市在激烈的旧城改造中丢失了自己的底色,丢失了自己的厚度,这是再“真”的仿古建筑仿古街道难以补救的;我们失去了许多街区、街道以及人与人的亲和关系和日常空间的细腻尺度,因为老街坊改造后,不仅“人过境迁”,而且取而代之的,往往不是难以亲近的商务大楼,就是院墙守卫的神秘小区。
事实上,在我们的大小城市中,旧城改造的剧变让我们失去最多的,还是生活空间的多样性。如果说在当代物质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新建设的“千城一面”难以避免,那么对待历史留给每个城市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是否就应给予格外珍视呢?上海已经确立的、对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就是努力保存这个城市生活多样性的开创性实践。
多样性不是寻找一些历史标志物即可概述的,它是在生活中经历了叠加和筛选所积累的印记,它似一张网,编织在城市的底色中,只有在此生活的人们才能真切体味。
就上海而言,特殊的城市历史形成了从老城厢到外滩、从石库门里弄到花园洋房等丰富多样的城市街区,而每个区域又以自己的多样性构成了特有的日常生活空间。虽说石库门源于租界时期高密度的房地产开发,虽说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过去街坊内的大小弄堂与临街各种商铺、菜场、浴室甚至寺庙构成的社区凝聚力,是今天的居住区中难以寻觅的;如果再走进老卢湾区的一些街道,看到从花园洋房、小型公寓一直到各种旧式新式里弄可以有机组合在同一街坊中,我们不禁会说,当今居住建筑在多样性探索上的确是及不上的。多样性不单单是风格的归类,而是一种包容,这种包容中内含的,是城市多样的生活、多重的品质和空间的活力。
无疑,历史遗产的保护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保护老旧的街区更是挑战。
曾经与法国的历史保护专家争论,以列举多条理由说明我们在城市遗产保护实践上有国情、有差异、有困难,而他却拿出几张巴黎城马亥区的照片给我,说这是上世纪50年代该区的破败脏乱景象。这些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现代化设施的缺乏自不必说,而且不少部位也是木构的,杂乱和拥挤的状况实在不亚于我们的一些石库门里弄。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努力,这里的街道和老房子逐一改善,这背后的艰难与耐心可以想象。现在的马亥区,已成了对巴黎的中青年人最有吸引力的生活区……专家以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向我强调,遗产保护的确会面对各种挑战,但其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当代人对历史如何看待、如何选择。
我们的每一座城市还在面临一轮又一轮的改造,国外的经验要成为我们的借鉴并非易事,但我们是否可以在将更多的旧城区作为改造对象的时候,再静心而审慎地思考一下,它们还深藏着怎样的价值?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