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渔民画下“最后渔村”60年

早报记者 邹娟

因濒临东海，过往几百年间打鱼都是金山区金山嘴渔村的主要产业。但是渔业资源的减少和经济的转型让这里被称做上海“最后一个渔村”。

69岁的杨火根是渔村的村民，他放下渔网后拿起画笔，记录了渔村的历史。他的画册从1949年开始画起，那时他只有5岁，祖孙三代都是渔民，爷爷和爸爸都在出海打鱼时不幸过世。

现在，杨火根的画册已经画了十几本，仅他一生的回忆就有两三百幅画。他自制画笔，更多的是水彩画，内容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渔村摸鱼捡贝的风俗。“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当时的事了，我希望这些画能让孩子们知道。”杨火根说。

爷爷父亲都因出海去世

杨火根家是世代渔民，爷爷和父亲都在出海时不幸身亡。他自己也一辈子和海打交道。所以，他的画，几乎全部和海、渔有关。其中有一本他特别珍视，是他一生的《回忆录》，装帧成厚厚一本线装本，足有两三百幅。还有一张很平常的水彩画，叫《张小鱼》，杨火根说这张画用来纪念自己的母亲。

杨火根出生的前一年，当时渔业村还被日军管制。渔民晚归，海上竟找不到航灯了。风浪大作，他的爷爷就这样被淹没在海里。他的父亲后来也不幸遇难。

当时他的母亲只有20余岁，还有身孕。丈夫过世，渔民赖以生存的渔具也全部葬于海底，怎么维持生活？辗转数夜，最后母亲决定去帮归航的渔民一家一家做点小工，以此换来鱼，集到一定程度，再到码头把这些鱼卖掉。“ 张小鱼 其实就是当时的风俗，大家把小的鱼收集起来，一筐一筐卖掉。到七八十年代还有，我记得很清楚，2毛2一斤，回家油炸，小孩子喜欢吃。” 杨火根说。

1944年，杨火根出生了。因为是家里唯一男丁，母亲并不像祖辈一样再把杨火根推向大海，甚至不允许他到海里游泳。等杨火根大一点，母亲还把他送进了学堂。“小学里有图画课，我总是班上画得最好的。”不过，到中学后，图画课也没有了，这一搁，杨火根便直到1997年退休的时候才又拿起画笔。

中学毕业那年，杨火根19岁，子承父业进入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常年出海在外，行迹遍布东海和黄海。在杨火根的《回忆录》里，有一张“落水图”，记录的就是自己刚从业不久从渔船上掉下去的“糗事”。“那时候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把锚抛出去的时候，自己也被带下去了。”

不过，杨火根从此便也多了些对海的敬畏，“别人都觉得出海打鱼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但是我喜欢，在海上真的知道什么是海阔天空。”

1997年回到渔村画画

从19岁到33岁，杨火根一直在海上打鱼。他说，到他这一代，渔民的含义和祖辈父辈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物资匮乏，国家鼓励多打鱼。他已不是传统意义靠天吃饭的渔民了，每个月领着渔业公司的工资。

但是渔民的辛苦和风险并没有因此而降低。33岁那年，杨火根因为常年出海，腰椎骨损伤，只好转岗到外滩一家对外贸易局，不过做水上运输，仍然和海打交道。

35岁的时候，杨火根从贸易局调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做的仍然是纺织厂的海上运输工作，并在这个岗位上做到退休。

1997年退休那年，和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火根回到老家金山嘴渔业村，闲来无事，不知不觉就想到画画。“在海上打鱼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记录下来。退休之后自己再看看，突然觉得，我可以把它画下来。”

就这样画着画着，老杨一发不可收了。最开始是用毛笔画，后来觉得画水彩更直观。但老杨不会画水彩画，怎么办呢？他就自己买来颜料、画笔等工具，学起了画画。花鸟、动物、海鲜，他都学着画。其间，他的双眼因患严重的白内障，动过两次手术，虽然视力日渐下降，但这没有阻碍老杨的画画热情。如今，老杨的画笔都是用竹片和猪毛自制的，长度不到10厘米。“因为我的视力只有0.3了，画画的时候要凑上去，画笔长了大了都不合适。”

画作展示在渔村历史馆

画着画着，杨火根的名气渐渐在这个小渔村传开了。

2012年5月的一天，山阳镇文体中心的张道余听说金山嘴渔村有个叫杨火根的老人特别喜欢画画，作品还和渔村有关，就专程找到老杨，请他为即将出版的《金山嘴渔村风情》一书画点插图。当时，因为时间紧，老杨用了五天时间，为这本书画了18张插图。这些插图现在还在金山嘴渔村历史展示馆中展示。当地导游每当经过，都会介绍：这些插图是我们渔村一位老人所作。

之后，受到鼓舞的老杨几乎天天围绕捕鱼主题创作、绘画。他凭着记忆，分门别类，从渔民内湖作业、滩涂作业、岸上作业，一直画到出海捕鱼，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渔村渔民生活还原。

比如画作《拣花鱼》，共有23个人物，老杨对每个人物的神态、动作都经过推敲。《剔牡蛎》说的是当年渔民们只要搬开海边的石头，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牡蛎，大家就一个个剔下来，或吃或卖。又如拾黄泥螺和捉海蚬子两幅图，黄泥螺在夏秋沙地上唾手可拾，所以在老杨的画中拣拾的人们都赤着脚用手拣拾；而蚬子则在寒冬隐藏在地表，所以人们就戴着厚厚的帽子，穿着棉衣，手拿镰刀进行挖，每一幅图都栩栩如生。

“其实到1970年代的时候，海上的鱼还是很多的，一网下去，几十米的网，拉上来全是活蹦乱跳的鱼，看着就高兴。到了1980年代，鱼就少了很多，我告诉你，买带鱼不要买太大的，那都是养的。”

老杨说，打鱼风险大，收益少，渔民总归会越来越少。他的儿子打了几年鱼也上岸帮别人打工了，孙辈更是不知道也不关心曾经海洋生物带给村民们的喜与悲。“所以我希望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渔人的生活描绘出来，让我们的后代了解。毕竟这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新闻背景

消逝的渔村

金山嘴渔村之所以被称为上海“最后一个渔村”，是因为随着海洋资源的减少以及经济的转型，上海的渔民已越来越少，不少渔业自然村落都已消失。一个村都保持着原有渔业生态的也没几个。金山嘴渔村还有9对18条渔船出海捕鱼，200多名渔民在从事着近海和远洋的固定作业。

上海市水产办公室主任梁伟泉介绍，按照农业部的要求，上海渔船的数量每年在减少，产能也每年降低。2000年的全市普查显示，本市海洋捕捞渔船共700多艘，到2012年底，这一数据已减少到400余艘。渔民也纷纷转产转业。

“渔民减少是必然趋势。”梁伟泉说，船少了势必的结果是渔民要转产转业。他们要么把船卖了，要么进入城镇，或者上渔船打工。或者是年纪大了退休。“这种转变未必是坏事，因为渔民毕竟风险大，只是渔民的保障、转业等问题，伴随着转型期的阵痛，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梁伟泉说道。

杨火根说，退休后，有时候他去村里的其他渔民那买点海鲜，聊聊现在海洋上的事，就觉得儿子孙子不用打鱼，帮别人打打工，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也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