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

早报记者 田波澜

“汤先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纯粹的读书人。”同样治晚清史的历史学者杨国强如此评价90岁高龄的近代中国史专家汤志钧。前天，上海社科院举行《汤志钧史学论文集》首发式暨学术思想座谈会为老先生祝寿，来自复旦等大学、科研机构和出版界的40多位学者聚集在一起，与依然笔耕不辍的汤先生共话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治学理念。

上海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在前辈学者中，汤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之一，一个是陈旭麓先生，另一个就是汤先生。陈先生已经去世，因此汤先生可以说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唯一健在的前辈重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如此评价汤志钧的学术地位。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介绍说，汤志钧的治学特点是“自辟专题，从头做起；博闻强记，贯通古今”，在他记忆中，汤志钧对“二十四史和经学之熟悉，令人惊叹，能大段大段背诵经书，极为罕见”。

多年前，台湾东海大学聘汤志钧为该校客座教授，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授课，当时台湾《联合时报》以“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为标题撰文报道。周武说，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中国史学者艾尔曼教授就曾跟他说，汤志钧是最让他敬重和佩服的中国学者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描述了一个细节：他们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才接触到海外的中国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始引入西方研究中国史的成果，包括《剑桥晚清史》、日本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他们注意到那时候外国学者很少征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剑桥晚清史》里都会提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研究。“汤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自1950年代就开始戊戌、辛亥史研究的领路人。”章清说。

而上海市政府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则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国外历史学家相继来沪交流，当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是上海接待国际历史学者的重镇，其中大部分学者是慕汤先生之名而来。1980年代中期，历史所几乎每天都有来访的国际学者，各种学术活动层出不穷，奠定了历史所国际学术交流的基础。”

汤志钧作为历史所创所元老之一，除了关注晚清政治思想史和政治人物之外，他对于上海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也异常关注，是上海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文革”前汤志钧主持编纂或参与编纂的四部史料集《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以及后来主编的《近代上海大事记》，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今仍被广泛征引。

“寒夜里的孤灯”

与会学者都用“仁者寿”来形容汤老，在他们心目中，汤先生没有架子，提携后人，淡泊名利。周武更以寒夜里的孤灯来比喻汤志钧在喧嚣学界的坚守与角色，“汤先生贯通文史而著作等身，这些都是一本书一本书通读、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坐在冷板凳上与寂寞相伴做出来的。”周武说。

座谈会上，年届九旬的汤老思维敏捷，谈吐清晰。他给每位与会者签名赠书，笔画流畅，让人很难想象汤老其实在1992年曾因脑溢血中风。汤先生的儿子汤仁泽告诉记者：“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我父亲的学术生命就此终止了，没想到两个月后他又开始写文章了。退休后已出版著述十多部，父亲主持编写的《梁启超全集》现已进入校对流程。”

学者们翻阅汤老的史学论文集时表示，“汤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历史学家退而不休的典范，大量文章都是他2000年以后撰写的，而且弥足珍贵之处是他继续关心戊戌、辛亥史等学术问题，并且提出非常有价值的看法。”章清说，他最近也在做这段历史的研究，深知对这段历史没有长久的积累、不熟悉文献是很难做研究的。

据了解，汤志钧的这本新著主要包括他对康有为和“公车上书”、《孔子改制考》以及梁启超和《时务报》、严复和《天演论》、《国闻汇编》等方面的最新探究。另外也收入了他诸多史学著作的提纲挈领性的序、跋，从中可以管窥他这几十年来整个史学研究的历程。

汤志钧出生于江苏常州，194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先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学者。年少时对常州今文经学感兴趣，1953年就在当时唯一的历史专刊《历史教学》上发表《清代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科研机构广纳贤才。当时在常州中学教书的汤志钧已出了三本有关戊戌变法的书，他将书稿寄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刚好上海要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被中科院录用的汤志钧，于1957年1月调到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直到1994年退休。

在汤志钧六十年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汤志钧由经入史、由古而今，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被学界广泛认可的有：《近代经学与政治》、《经学史论集》、《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等，可以说对晚清主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政治实践与思想都有很好的研究，而他为史学界乃至知识界所做的整理、编订史料集的工作，更是成为长久地滋养海内外历史学者的基础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