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李文海

1932.2.28-2013.6.7

生于江苏无锡

“他的声音洪亮，语速比戴逸先生略快，比胡绳武先生略慢。他善于根据学员的特点，抓住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展开他的教学。比如，讲戊戌政变，重点介绍房德邻关于戊戌政变日期的考订，让学员明白考证考据的方法。讲戊戌维新思潮，从人物、地点、学会三个方面让学员能够清晰地把握全貌。关节之点的讲述，不厌其详；而历史脉络的交代，不觉其略。”

李文海先生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还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历史学界中，李文海以笃信马克思主义著称。

李文海，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7日1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上师大历史系教授周育民记得，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杨国强曾对他说过：“李老师是真信马克思主义，不像有些人，假信！”“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他的信念。”周育民说。

李文海1932年2月28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农村，因为家境清贫无法负担学费，他的初中课程一开始是由当小学国文教师的父亲亲授，由此在初三到高中阶段，李文海偏科严重，曾回忆称：“语文老师会认为我是个很优秀的学生，而英语或者数学老师一定会认为我笨得出奇。”

1949年5月李文海从私立无锡中学高中毕业，开始在小学教了两个月书，而后参加革命，在江苏丹阳农村从事土改工作并于1952年初入党。是年夏，他被列为“调干生”，也就是在干部中选拔一批文化基础、个人素质较好的青年，去高等学校学习科学知识。三个月的补习后，他通过笔试面试，被人民大学录取，分配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

“那个时候的人们，专业选择、志愿选择的观念很淡薄，组织观念则很强，领导分配你学什么就学什么。因为组织上调你来学习，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你学好本领来服务。加之像我这样的调干生，过去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长，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所以是一张白纸，学什么都一样。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跨进了历史学的门槛，从此以后，历史教学与研究成了我一辈子再也分拆不开的事业，这却是当时所始料未及的。”李文海生前回忆。

大学第一年学政治理论。第二年开始则回到中国历史教研室进行专业学习，教研室主任尚钺亲讲古代史，而近代史则是由班主任戴逸通讲，这两位大家成为引领李文海“进入史学殿堂的最初的启蒙导师”。当时李文海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三年学生生涯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活力、最值得留恋的一个历史阶段”。

1955年7月李文海毕业留校任教，但在“文革”前的10年里，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李文海一共只讲了三门课。而科学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一共只写了四五篇文章”。

1965年，李文海被借调到北京市委，“文革”一开始，他就回到人大，与被借调到中宣部而后返回的戴逸一起，“听着广播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五一六通知 ，天天看着学校其他单位轰轰烈烈地揪斗 走资派 和 反动学术权威 ，正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记得有一次，我同戴逸同志在北海公园的 濠濮涧 整整待了一天，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心中一片茫然，既说不清下一步事态会如何发展，也想不出一点切实的对策。只是相对唏嘘，黯然神伤。”

李文海《传承与超越》一文具体描述了他的际遇：“尚钺、戴逸同志就被打成了 反动学术权威 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我和另外五位同志作为 走资派 ，跟尚钺、戴逸同志编在一起。好在我官位太小，只是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所以除了陪斗及游街一次以外，倒也没有遭到更多的折腾，只是每天集中学习和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和自我批判的材料。”

当时的历史研究所位于北京城内，与主校区较远，李文海由此庆幸自己“始终远离斗争的中心和漩涡”。1970年初，李文海参加了人大在江西的五七干校，走时把学校的房子都退了。在江西的日子他感喟“虽然劳动十分繁重，开山、打石头、盖房子、运塘泥、平整土地、抢种抢收、养猪种菜、采茶制茶等，什么活都干，但政治生活倒还算相对平静”。

1970年10月，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次年他被选调入北京市革委会的宣传小组。李文海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大家一面按照当时的统一部署进行工作，批资产阶级法权、反经验主义、评《水浒》、评法批儒等都做了，但另一方面，对“四人帮”那一套也并不完全跟着走，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抵制和斗争。这种状况，不是哪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宣传部多数人的共同心态。”

1978年，人大复校，在师友几番动员后，当时已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文海于次年回到母校。他总结：“一来觉得人大是我的母校，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二来也未能割舍已经有了深厚感情的史学专业；三来从前一段经验看，也觉得一旦党内生活不正常，政治上不稳定，宣传工作是很难搞的；四来从我的个人气质而言，也不大适合于仕途发展，而比较适应学术工作。”

当时人大历史系与清史研究所都向李文海表达了意向，当时任校长郭影秋询问意见时，李文海表示愿意去新建不久的清史所，并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

但这个愿望在一年后就破灭了。1980年7月，在所长戴逸反复要求下，李文海成为清史所副所长。到1983年，他调离清史所担任人大历史系副主任，而这么做，只是为了保证不得不身兼历史系主任的戴逸能够集中精力领导清史所。1985年开始，他更担任人大的行政领导工作，并于1994年至2000年担任人大校长。“为了保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我却离开了清史研究所。但从全局出发，这样做显然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李文海总结。

李文海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等职务，但他最看重自己的史学工作者身份。在8小时以外的时间里，他潜心清史研究，曾主编《清史编年》，担任过《清史研究丛刊》负责人，并与戴逸共同主编《清通鉴》等清代通史类著作。退休之后，成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第一批主体类项目的主持人之一，后又担任《清史研究丛刊》的负责人和编审组组长，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领域，尤其是近代灾荒史这一之前近乎空白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王道成介绍，此前国内对灾荒史的研究是薄弱环节，李文海认为这是重要问题，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所以开辟了这个新的领域，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荒政书集成》等论著。

周育民记得在2000年举行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柯文提出自然灾害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李文海先生仅片刻沉思，便从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天人感应的中国哲学观点、民间宗教的劫变观念一直谈到自然灾害引起的现实苦难和民教关系，仅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语言之简明以及蕴含知识量之丰富，令柯文连连点头。”

80岁的王道成坚持参加李文海在八宝山的送别仪式，“我一定要去。我本来是学中文，不是搞历史的，但是我到清史所之后，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他们并不把我当外行，而当做大家都是一起搞清史的。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李文海同志抽调出去做论文评选，委托我代理他副所长的工作，当时还有他的论文清样，我问他怎么处理啊？他说道成同志你全权处理。这个环境里只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没有集团，没有内耗，是一个大家一心一意团结奋斗的团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外行变成了清史各个不同方面的专家。”

人大清史所的最初班底是1972年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40人中一半来自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另一半则来自党史、档案、语文、哲学、法律等专业，“唯独没有一个清史专家。”王道成回忆建所当初的情况。

清史所成立后，戴逸和李文海主张要有发表自己的园地，创办《清史研究集》，李文海任清后期部分的主编，王道成则是编委。李文海为了办好刊物，还向王道成约稿，王道成的慈禧研究的第一篇《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份》，就是经李文海鼓励写成并发表的。

上世纪90年代，人大进行系所合并，当时最难动的就是清史研究所。王道成回忆，当时校代会上已经公开批评：“别的系所都合并了，就是清史所不合并，是因为李校长的后台吗？”

负责系所合并的副校长向李文海报告时，李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要一刀切嘛。”

“合并后不久，教育部提出建立研究基地，那些合并了的都很后悔。如果没有李校长的坚持，清史所可能也就不存在了。”王道成说。

人大新闻学院毕业的汤涌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挖地基挖出一个大坑出了水，学一楼倾斜，钢珠顺桌子能掉到地下去，学生提前放假。当时北京电视台报道此事，李文海校长找到新闻系主任何梓华教授，求校友公关。何教授说，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就要求他们顶住压力做新闻。李校长想了想，再没多说。

而王道成记得，当时校园建设基建费用短缺，出了几个缺口，李文海为此急病了，吐过血。

在王道成看来，李文海是一个“特别擅长想点子”的人。1983年，教育部委托清史所举办中国近代史进修班，全国共招生18名，不仅有戴逸、李文海等所内专家亲自授课，更援请外校专家举行讲座，王道成回忆，总共做了50多个专题的讲课。当时参加进修班的周育民认为：“专家层次之高、学习内容之丰富，恐怕之后的30年内，国内还没有办过这样的班。”

周育民30年后仍记得李文海的课：“李文海先生上的课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他的声音洪亮，语速比戴逸先生略快，比胡绳武先生略慢。他善于根据学员的特点，抓住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展开他的教学。比如，讲戊戌政变，重点介绍房德邻关于戊戌政变日期的考订，让学员明白考证考据的方法。讲戊戌维新思潮，从人物、地点、学会三个方面让学员能够清晰地把握全貌。关节之点的讲述，不厌其详；而历史脉络的交代，不觉其略。”

按照进修班计划，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能面向学生授课，而且需要有学术研究能力。但当时近代史论文的发表园地很有限。王道成介绍，李文海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北京的名胜古迹里选一批出来，让学生进行实际调查，把历史文献跟实际考察相结合来写文章，最后结集成书，作为成果出版。“这本书一开始就印了一万册，香港书展开幕两个小时不到就卖完了。在文博界也很受欢迎，我出去开会遇到文博界的年轻同志，告诉我就是这本书引他们进入文博界。对学生来说也很有利，他们有了这个成果，回校之后往往就能评上讲师。”

与李文海史观未竟相同的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说自己是一个见了领导就远远躲开的人，和李校长并无交往，但是此前有出版社、杂志社找他，张鸣问原因，却是因为李文海的推荐。“他当校长的时候比较平和，确实是个学者，担任职务不是为了自己，不善经营，比较清廉。”

李文海晚年仍然醉心于学术研究，于2012年8月出版其最后一部著作《清代官德丛谈》，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在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

文/许荻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