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昨天是父亲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个节日讨论如何做父亲，是恰逢其时的。但我以为，如何做父亲，即使这不是个伪问题，也难有答案。他已做了父亲，还和他讨论如何做父亲？多少有点画蛇添足。
但世上要讨论这问题的人很多，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偷换了概念，不是在说如何做父亲，而是在讨论如何做个好父亲。这要么太功利，要么太宏大。
比如讽刺过中国人不会做父亲、要在民国初开“父范学堂”的鲁迅先生，就在1919年10月宏大地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他想“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以“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先生的结论是，要在爱的前提下，做“觉醒的父母”，标准是“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他还说这“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
先生由父子问题，又想到“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现在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先生那个时代，因此我以为，讨论在这世上做个父亲，也不必尽以革命语言做宏大叙事。尽管做父亲自有其生养、教育孩子之严肃和不易的一面，可我还是认为父子关系没那么伟岸挺拔高耸入云。我做父亲16年了，我最期望的父子关系，是中国民间俗话说的“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是充满生活细节的男人对儿子的感觉。
可惜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儿子还只是初中毕业。尽管有赖于如今牛奶多了、肉多了，他的个头超过我近20公分，但他依然还是我不懂事的儿子，好多话不能说，还不能成为我的兄弟。
而我和自己的父亲也没有这样的感觉，这囿于我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离开家乡后，我四海漂泊，少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遥想当年上大学，他送我去学校，朱自清《背影》里对父亲的酸楚思念，我曾经有过。可惜没有“多年父子成兄弟”般地推杯换盏说说心里话的时候。这或者是我这种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
我们早年的整个生活环境，要求你拼命读书考上大学，然后离开家乡。这正像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说的，“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以至于当自己能独立生活、养家糊口之后，我却不知道应该拿自己的哪一套语言，来和自己一直生活在小县城的父亲，谈谈男人之间的事。尽管这些年来我也有兄弟般的朋友，如星辰般散落在我曾经走过的一些城市，与他们推杯换盏之际，说尽作为一个男人的喜悦哀愁，但我内心深处却更想和自己父亲说。不知天下如我这般做上父亲的中年人是否也如此想？
今年父亲节恰逢中考结束。这两天陪儿子中考，看到不少家长和孩子，其中有很多父亲。印象较深的，是在电梯里碰到一位因女儿中考没有睡好觉的父亲，他惺忪的眼袋被女儿极为随便地说成老男人必有的东西。嬉笑之际，这位父亲毫无尊严，却十分满足。这样的待遇我也经常受到。我曾经笑着和妻子说，“如今儿子说话像老子，老子说话像儿子”——说完，我立刻纠正是“老子说话像孙子”，嬉笑之余也是满意之极。
我虽无能反驳设立“父范学堂”的必要，但我的确不喜欢严肃地讨论如何做父亲，尤其不喜欢把它放进宏大历史，比如进化论历史的语境去思考。
在中国正经八百地讨论如何做父亲，并非从鲁迅才开始。鲁迅反感的“三纲五常”，第二纲就是讨论父子问题的，说的是“父为子纲”，其具体要求是“子不言父过”。这看似是在树立父亲无可动摇的权威，但却不仅堵死了父子成为好朋友的道路，还使威严赫赫的父权经常带病维持着一种虚妄，维持着男人不能有错的形象。对此，我还要弱弱地补充一句，我是很怀疑男人不能哭的，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未必有多少英雄主义的光辉。
总而言之，我不是很能接受从社会责任谈到父子关系，尤不喜欢从父权角度来谈父亲如何教育儿子要有担当。但从来谈父子，似乎都是老子英雄儿要好汉，至少父亲教育出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才是最正确的父子关系，为此还有“养不教父之过”的著名论断。要不然，就流行自朱自清滥觞的满腹对父亲酸楚的回忆，以及对自己年轻时不屑父亲啰嗦的不屑。
除此两个方向，关于如何做父亲真好像再没什么经典语句。我的阅读有限，没看到自古以来中国以父亲为主题的多少诗歌。唐诗宋词里好像也没有如孟郊《慈母吟》那般口口相传的关于父亲的诗句。可见做好父亲是自古的难题，他可能只有一个不那么让人看好的、属于父权社会的标准：严厉。
在中国有个关于标准化的好父亲和好母亲的成语：严父慈母。但对比赞美慈母的文辞歌赋，歌颂严父的话语就寡淡得多了，因此沉浸在“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感觉中，恐怕无论如何都是当父亲的最佳选择了。
但愿天下父亲都如我念！
（作者系财经观察人士）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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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