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日报》上的钱锺书诗

刘 聪

1938年9月，钱锺书偕妻女从法国马赛搭乘邮船阿多士Ⅱ号返国。在客舟中，钱锺书遇到刚刚卸任外交官的冒孝鲁。两人虽是初识，但论诗谈艺，甚为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0月，船到香港，钱锺书应清华大学之聘只身转赴昆明，冒孝鲁则举家回到上海。分别之后，钱、冒两人谈艺的兴致并未因此而稍减。滇沪之间，诗邮一直往还不断。自1939年2月起，冒孝鲁将钱锺书从昆明寄来的旧诗陆续交与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所发诗作至当年9月共计二十五首，其中十八首不见于《槐聚诗存》，有些作品甚至还从未被研究者提及。

发表这批诗作的《社会日报》，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小报。主编陈灵犀办报多年，精明能干，也是上海小报界中的活跃人物。1939年2月26日，《社会日报》首次登载了钱锺书的诗作，冒孝鲁为之撰写了题记：

吾友梁溪钱默存锺书，别署中书君，为海内国学大师子泉先生基博之长公子。弱冠才名籍甚，著述斐然，时亦戛戛独造，不假雕饰，自成风格。石遗老人序其少作，已大惊赏。客岁卒业牛津，受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顷自昆明写眎近诗，录寄云裳。刊诸“社报”，以饷世之知诗者，莫谓青年中便无能手。鲁道人识。

从题记上看，钱锺书的诗作之所以能“刊诸 社报 ”，并不是钱锺书自己投的稿，而是由冒孝鲁将诗作交与“社报”。笔者还注意到，在登载钱锺书诗作期间，报上也常常登有冒孝鲁的诗作。而且同一时期，冒孝鲁的父亲冒鹤亭、老师袁伯夔的作品也常常见于报端。因此，同在上海的冒孝鲁和陈灵犀，彼此之间应该曾有来往。至于远在昆明的钱锺书，与陈灵犀倒未必相识。钱氏的诗作能频频刊于“社报”，自然是因为冒孝鲁极力推荐的缘故。

在冒孝鲁的题记之后，是名为“默存近作”的五首绝句，计有《入滇口号》一首、《崇仁街寓庐寄妇》两首、《晓华夫人画中人也而复工画允以大作见惠诗简孝鲁坚兹宿诺》两首。这五首绝句皆已收入《槐聚诗存》，但诗句与诗题都有不少异文。如《崇仁街寓庐寄妇》二首，在《槐聚诗存》中与《入滇口号》和另一首七绝编为一组，诗题为“昆明舍馆作”。笔者所寓目的几种研究钱锺书生平的资料，几乎都会提到钱氏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寓所位于昆明文化巷十一号。据说此屋“屋小如舟”，被钱锺书取名“冷屋”。钱氏还曾在此写过一系列的《冷屋随笔》交《今日评论》发表。为说明“冷屋”之小，有不少研究者都曾援引《昆明舍馆作》之“屋小檐深”句作为例证。现在从《社会日报》上《崇仁街寓庐寄妇》的诗题来看，这句诗所咏的“舍馆”，并非文化巷的“冷屋”，而是崇仁街的寓所。钱锺书抵达昆明后，应该曾在崇仁街暂住过，后来才搬进文化巷。这个小细节，似乎还从未被研究者注意。

次日，即2月27日，又有三首“默存近作”登载——

《得大干书跋纸尾》：“所爱唯老妻，所亲唯老母。老友容我狂，老友忘我丑。欲住有旧庐，欲买欲旧书。旧书不值钱，旧庐不纳租。”

“岁月送老来，却之不可得。取我期望去，酬我以追忆。黑暗可医目，懵懂足养神。中年迎面至，哀乐毋过人。”

《夜坐》：“徙倚虚堂羌不欢，穷冬月白助宵寒。心花勒待三春放，泪海偿将万顷干。自觉劳人生草草，其堪达旦夜漫漫。向蚊课睫蜗谋角，取得身来与汝安。”

三首诗皆为《槐聚诗存》所未收。《得大干书跋纸尾》中的“大干”应是“大千”之误。“大千”是钱锺书清华同窗许振德的字，许振德应该就是诗中所说的那位“老友”。其中，“欲买欲旧书”中的第二个“欲”字，也应属于手民误植。

第三首《夜坐》，写钱氏深夜虚堂徘徊，感慨万端；这自是因为他孤身入滇，妻女都在上海的缘故。我们知道，冒孝鲁《叔子诗稿》中有《和默存夜坐韵》《局促再和默存夜坐》等诗。因为《槐聚诗存》删落了《夜坐》，所以我们一直无缘读到钱氏的原唱，所幸它在《社会日报》中得以保存。

3月21日，《社会日报》上又刊有一首未收入《槐聚诗存》的作品《得孝鲁上海航空书云将过滇入蜀诗以速之》：“御风掣电有书贻，千里真知不我遗。出亦处褌吾孰放，归同伏枥子宁疲。天非难上何忧蜀，地侭易居终惜夷。来及春晴好游赏，相逢二月以为期。（二月后昆明即为雨季）”

4月2日，冒孝鲁也将自己的和诗发表在《社会日报》上，《次韵答默存昆明见寄》：“明珠尺璧肯轻贻，远道驰书慰滞遗。用世一夔宁恨少，追风十驾岂知疲。名场自笑甘痴钝，客路何尝有坦夷。见说汉庭须少壮，百端休遣老如期。”

据诗意，冒孝鲁可能原有入蜀谋事的计划。钱锺书得知后欣喜非常，催促友人尽快动身，途中经昆明时可得一聚。而冒在答诗中，颈联自笑名场痴钝，尾联则嗟老伤时，可推知此事最终未果。从两首诗的文字上，我们也能嗅出钱、冒二人在思想旨趣上的一点差异。除互道友谊外，钱诗中感叹的是“地侭易居终惜夷”等家国之恨，而冒诗则似乎更多着眼于“用世”、“名场”等个人怀抱。四十年代后，冒孝鲁赴任汪伪行政院参事，钱、冒二人的友谊曾出现过“一场波澜”。不得不说，二人日后的分歧，在此时的诗作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1939年4月，《社会日报》上还陆续登有六首钱锺书的诗作：《孝鲁远和夜坐诗更赋》（1939年4月16日）、《昆明正月春物昭苏瑞居有作寄妇海上》二首（1939年4月22日）、《偶成》二首、《午睡》（1939年4月28日）。

六首诗中，除《午睡》外，其余均为《槐聚诗存》所未收。《昆明正月春物昭苏瑞居有作寄妇海上》是钱锺书写给妻子杨绛的作品，其第二首“双燕飞还自海西”，钱锺书后来赴湘西国师任教时，还将此诗发表于《国师季刊》第五期，改题为《双燕》。

在5月至6月间，钱锺书发表在《社会日报》上的诗作还有——

《戏题人册》（1939年5月14日）：“难分熟意与生情，模样娇憨画不成。经乱杜陵诗笔老，岂能重赋丽人行。”

“花貌何须更雪肤，墨梅风味略相符。凭夸手玉都同色，记得殷衰黯已无。(说见《俞楼杂纂》)”

“吊影投荒忽见春，沅兰澧芷本乡亲。鬑鬑身是罗敷婿，渺渺诗期湘水人。”

《不寐从此戒除寱词矣》（1939年6月10日）：“销损虚堂一夜眠，拼将无梦到君边。除蛇深草钩难着（佛遗教经谓烦恼毒蛇睡在汝心早以持戒勾除方得安眠），御寇颓垣守不坚（二程语录答吕与叔患思虑多日此如破屋中御寇前后左右驱逐不暇）。如发篦梳终历乱，似丝剑断尚缠绵。风怀若解添霜鬓，明镜明朝白满颠。”

《缥缈》（1939年6月22日）：“缥缈华胥不易来，莺啼鸡报莫相催。原知醒后徒添怅，好梦人生得几回。”

《苦雨》（1939年6月25日）：“生憎一雨连三日，亦既辛劳可小休。石破端为天漏想，河倾弥益陆沉忧。淋漓若与浇愁秽，涓滴何尝补爱流。都付庭渠共阶草，蚓箫蛙鼓听相酬。”

六首诗中，惟《苦雨》后经修改刊入《槐聚诗存》，其余亦均为集外之作。《不寐从此戒除寱词矣》一首，其颔联曾见于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一文。吴文云：“在他和杨绛先生恋爱时期写赠给她的一首律体中，竟运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融铸入诗： 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坚。 清新如话，而不落理障。中书抄写给我看时，曾自负说： 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笔者曾见过的几种钱锺书传记，都无一例外地沿袭吴说，把钱氏写作这句情诗，作为发生在钱杨恋爱期间（1933年前后）的一件韵事。现在看来，恐怕都是以讹传讹。当然，1939年发表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写于1933年前后的可能。但笔者认为，冒孝鲁题记中所说钱锺书“自昆明写眎近诗”，已说明了是“近诗”，而非“旧作”。其次，吴忠匡与钱锺书订交，是钱氏归国以后的事情，他对钱杨恋爱期间的事情也并非亲见亲闻。而且，《社会日报》同年6月22日所刊的《缥缈》一诗，还可以在《容安馆札记》中看到。《札记》云：“余游滇时亦有《寱词》云： 缥缈华胥不易来…… ”这里将诗题从《缥缈》改作《寱词》（“寱词”即梦呓之语），正与《不寐从此戒除寱词矣》互为印证，恰恰说明两首诗是写于同一时期（即游滇时）的作品。此外，整首诗的风格，也与钱氏早年所作大不相同，已是他“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的作品。诗写作者深宵不寐，思绪难平，极为深挚。所抒发的恰是一种中年人的哀乐之情，而绝非少年人的绮怀。因此，从全诗来看，应该可以断定，“除蛇”“御寇”一联是钱氏写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

整个7月，《社会日报》上都不再见有钱锺书的诗作。推想原因，可能是赶上西南联大要放暑假，钱锺书也在准备返沪与家人团聚。《槐聚诗存》之《发昆明电报绛》有云：“毅然独客归初伏，远矣孤城裹乱山。”1939年的“初伏”在阳历7月22日，可知这一天就是钱锺书离开昆明的确切日子。至于钱锺书哪天到达的上海，笔者尚未看到相关记载。但在8月9日的《社会日报》上，已经登有冒孝鲁《喜默存自昆明至》三首：

胸中不着一尘滓，腕底如看万马奔。自是诗坛无敌手，频来问道叩吾门。

闻到滇池翠欲流，归来袖得一瓶否。湖山终古劳吟望，不信江郎尚黑头。

君家阿健白如玉，学语叮咛郎罢前。至乐人生宁逾此，莫教苏蕙费瑶笺。

家人团聚，故友重逢。从冒孝鲁的诗中，我们可以想见钱锺书的欣喜之状。在《社会日报》8月至9月中，我们还能读到四首钱锺书的诗作——

《过孝鲁谈赋呈》（1939年8月19日）：“得闲未惜往还忙，相对沉吟感系桑，直欲搔头叩真宰，只从歧脚觅羲皇。哀时忍泪难论斛，汲古耽书尽括囊，说抗雁行惭忝窃，风微曹郐不容狂。”

《燕谋喜余归，赠诗有云龙相逐之语，感畣一首，即送其讲学湘西山中》（1939年8月20日）：“在田龙见吾将隐，出岫云飞子自忙。莫测天心幻苍白，方看野血溅玄黄。犹堪避冠山藏芥，不道还家海变桑。好向江湖偿宿债，穿珠收语入奚囊。”

《入秋热愈甚闻雷盼雨》（1939年8月20日）：“困人残暑似残兵，一鼓丰隆洗荡平。扇弁拚添秋士感，笔耕无减老农情。蝇同势去趋炎客，蚊亦饥驱卒岁氓。乞我虚堂眠几日，父身犯险又南行。”

《随孝鲁过墨巢翁即次其见赠韵》（1939年9月4日）：“入门绿贮一园凉，未羡浮鸥狎水乡。老辈仅存稀更贵，微言垂绝引还长。置笼囚鸟甘随孟，挟箧亡羊笑比臧。欲向稼轩下转语，后生不及睹公狂。（翁诗有犹生八九狂语）”

钱锺书这四首居沪期间的诗作，皆不见于《槐聚诗存》。笔者曾于网上检索到郭祥贵《剪报中发现的钱锺书诗文》，文中披露了前三首。郭文所抄源自一本民国剪报。与《社会日报》相比，异文着实不少，这说明二者的出处也不相同。

《过孝鲁谈赋呈》一首，开篇即云“得闲未惜往还忙”，这与冒氏诗中所说“频来问道叩吾门”正相吻合，可见钱、冒二人当时往还之密。“歧脚”郭文作“跂脚”。此句实脱胎于唐人陆龟蒙《和同润卿寒夜访袭美各惜其志次韵》之“如能跂脚南窗下，便是羲皇世上人”的诗句，自以“跂脚”为是。

《入秋热愈甚闻雷盼雨》也有两处误字。一处是“扇弁”，郭文作“扇弃”。 “扇弃”与“笔耕”相对，于意亦合，自应以“弃”字为是。另一处是“父身”， 郭文作“孑身”，也当以郭文为准。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湘西国师任国文系主任，并无南行计划。而钱锺书因为尚未辞掉西南联大的教席，还在做返回昆明的准备。这里的“孑身”，正如他当初归沪时所写的“毅然独客归初伏”一样，仍然是一个人上路。

在这次沪渎小住期间，钱锺书除与几位要好的同辈文人往来外，还曾随冒孝鲁去拜谒了老辈文人李拔可。关于这次会晤，李拔可《硕果亭诗》中有《喜锺书孝鲁见过》，冒孝鲁《叔子诗稿》中也有《次答墨巢丈喜余偕默存见过》。两个好旧诗的年轻人去拜见一位老诗翁，这样的场景，钱氏又岂能无诗？但《槐聚诗存》中却偏偏不见记载。幸好我们从9月4日的《社会日报》上能读到钱氏的和作。三人的诗对照而读，这场会晤的情形实不难想见。

李、冒二诗各见其诗集，此处不赘言。钱诗首句“入门绿贮一园凉”，是谓李拔可庭中多竹，雨后满园生凉之意。颈联上句“置笼囚鸟甘随孟”，是将抗战时期处于“孤岛”上的国人，比作笼中囚鸟，并表达出渴望追随老辈杖履之意。钱锺书后来还在《拔丈七十》中写道：“当年客座接风仪，乱后追随已恨迟。”由此可见，他对老辈诗人的景仰之情是始终未改的。

1939年10月之后，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辞掉了西南联大的教席的钱锺书，与徐燕谋等人结伴离开上海，转赴湘西国师任教。《社会日报》上也不再见有钱氏的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