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佟佟
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美国人更热爱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小说了,光是被改编上大银幕就有五次之多,而2013年这最近的一次,是最隆重的一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瑞·穆里根、托比·马奎尔……全是好莱坞当下最时兴的俊男靓女,但这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2013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所肩负时尚的意义大过于剧情片的意义。
在电影上映之前的整整一年,时尚界已经掀起一股“盖茨比风”,各大时尚杂志纷纷辟出十来页的大专辑大肆讨论起“盖茨比家的时尚盛宴”,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20年代那纸醉金迷时光里女士们所穿的女装和佩戴的珠宝。1974年由伍迪·艾伦前妻担任女主角的经典版本是由Ralph Lauren担任服装指导,这位最美国的设计师给了1974版非常清新浪漫的服装特点,而2013版的服装指向显然走向更为奢华的方向,澳大利亚导演巴兹·鲁赫曼(Baz Luhrmann)很有私心地派他的妻子牵头整个时尚这一块,请来的是著名的Miuccia Prada,Miuccia Prada是少有成功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和1974年经典版不一样的是,Miuccia显然没有亲自设计服装,她只是在Prada以及MiuMiu的服装档案库中选择了40套衣服来装扮剧中人,这种方法可谓又讨巧又省事。
2013版最值得一提的是珠宝,这次的珠宝由经典的蒂芙尼领头,蒂芙尼贡献出的清新头饰是剧中女性的恩物。此外巨大的呈几何图样的首饰也是各大品牌争相赞助的对象,这与近两年流行的复古风不谋而合,漫长的珍珠项链与精致的Art Deco风格元素珠宝称得上一次完完全全的对“黄金20年代”的致敬。当然,不能不提的男装则由美国品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设计,这个低调趋向商业巨子的牌子在电影上映前夕,特别推出限量版“了不起的盖茨比”男装系列,电影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以及托比·马奎尔穿着的华丽服装同款都能在这个系列中找到。此举显然比中国的“例外”要专业和亲民得多—这个由中国第一夫人穿红了的牌子,其所有同款衣服都在它的专卖店找不着,心急火燎的公务员太太们只好在淘宝里辛苦地奋斗着。
2013年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确实不负它时尚大片的职责,为了表现20年代风格,导演选择了爱情文艺片很少用的3D效果。这3D效果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表现澳大利亚人想象的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奢华,无论是在盖茨比家彻夜举行的舞宴,或是汤姆和情妇乱搞的公寓性情派对,还是那部由帝国大厦俯冲而下的直升机,无一不显示了导演对时尚界最大的敬意。但这敬意因为用力过猛而让整部片子充满了粗野的气息,让盖茨比家的时尚盛宴不像盛宴,反倒像一场华丽的马戏团表演。在这场马戏团表演里,菲茨杰拉德苦心经营的那种阴郁苍凉的气氛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一个看透黄金女郎却又不得不在自己的美国梦里奔忙的悲剧性人物变成了一个为爱痴狂的傻瓜蛋,这让好演技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显得无比愚蠢,彻底变成了托比·马奎尔的配角。
显然你在这部片子里对女主角戏服和珠宝的印象要明显大于电影本身,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不如说这是被各大品牌瓜分的时尚大戏,这正与原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用意相反,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里详细地描绘了爵士时代美国社交界的生活态:“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但菲茨杰拉德显然对描写女主角的时髦衣服没有太大乐趣,全文提到的女主角戴西的衣着仅仅是“戴西的脸在一顶三角形的浅紫色帽子下面歪身一边”。至于充斥着上世纪20年代感的流苏装是在他描写汤姆情妇的不屑描述中,“威尔逊太太穿的是一件精致的奶油色雪纺绸的连衣裙,是下午做客穿的那种,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 ,衣裙就不断地沙沙作响”。除此之外,小说里没有任何涉及装束的语言。
电影上映后,恶评如潮,巴兹·鲁赫曼对名著发起了一次冲锋,这一次明显又失败了,他的失败也许在于在没有拍的时候,他已经被庞大的资本势力所绑架。在这一点上,戏里戏外2013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倒是很现世的中国:在一个极尽享乐的黄金时代里,人们有花不完的钱,用不尽的荷尔蒙,听不完的迷茫爵士,Art Deco运动和社会革命,华服,珠宝,花天酒地……盖茨比家的时尚盛宴和这世界上所有末世的狂欢一样荒诞,欢愉如朝露,人人都知道它转瞬即逝,但仍然争先恐后地把它们抓在手边。
香港那一座“背包客地标”
李兮言
北京女大学生在重庆大厦内遭到南亚裔男子性侵,香港本地人乍听,同情之余,却并不感到奇怪—正如一些媒体描述的那样,与外地游客的印象不同,事发地重庆大厦在港人看来是“龙蛇混杂”之地,通常会避而远之。
我在港生活的那段时间,的确很少遇到对重庆大厦抱有好感的港人。多数人对这座5栋17层的连体式楼宇的印象极为负面—贫穷、非法、难民、肮脏、混杂……描述多少带有那么点种族主义的味道,但也事出有因:重庆大厦内有160多家小型宾馆及500多个租用的住宅单位,住户来自约130个不同国家,平均每天有约1万人进进出出。大厦里常住的人士,包括政治难民、临时工、妓女、商人、小商贩等,前四者,多不是常年居港的人员。他们当中有人非法居港,有人从事非法买卖,也有人非法在港工作。大厦曾发生过火灾、凶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曾是瘾君子的圣地。这一切,都加深了本地人的恐惧与忌讳。
重庆大厦始建于1962年,原本是高级楼宇,也曾不乏本地名流居住。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的说法,由于大厦缺乏统一的所有权,业主可以随心所欲处理房产:有业主将整套房子分租给不同的外来人员,甚至是开妓院,大厦居住人群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南亚裔人士的集中涌入,也造成了房产贬值,大厦的业主们基本逃离。而就在离重庆大厦咫尺之遥的广东道,奢侈品店林立,高档酒店的价格每晚数千港元,重庆大厦成了香港的孤岛—麦高登称之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
乍听起来混乱又危险,但重庆大厦对全世界的背包客却常年维持着别样的吸引力。廉价,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酒店动辄上千港元一晚的尖沙咀中心地段,重庆大厦100-300港元的住宿价位可以说便宜之极,其中有非法营业的,也有正规持牌的。当然,住宿条件就不能按“香港标准”去想象—两三平方米的房间,只能摆得下一张宽不到一米的床,如果配有仅容转身的独立厕所,那算是豪华间了。而且入住基本不用登记—大厦内部分住客是非法居港,这是公开的秘密。这里没有严格的安保,一切都很自由、随意,如果你是个穷屌丝,没有财色的担忧,也不嫌肮脏,这里确实是“穷游”的上上之选。
除了廉价宾馆,重庆大厦还布满南亚裔商人开的商铺,不单出售便宜的工艺服装产品,还有几十家印度和东南亚风味餐厅,我在那里吃过几次印度咖喱,味道纯正,当中也有些价格不菲。如今进出重庆大厦的生意人,虽然不少从事半合法或不合法的生意,但并非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贩毒、卖淫。以非裔人士为例,他们从事的生意国人应该非常熟悉—在此购买来自内地的山寨手机,然后运回国售卖。据估计,现在南亚和非洲正在使用的手机有20%来自重庆大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部分时候,这里面130个不同族裔、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共处,巴基斯坦人笑着和非洲人讨价还价,和有着世仇的印度人同样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在重庆大厦谈生意,种族、文化显得无足轻重,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中产梦。也正因如此,重庆大厦一直有“低端经济全球化中心”之名,2007年,《时代》将大厦评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例子”。
重庆大厦不被本地人待见,却在墙外飘香。大厦里的文化交融,被很多本地及西方的学者,以及外地背包客关注。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里就已经成了各国背包客的朝圣之地。而对于文艺青年,可能还要多一层意义—这里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的拍摄地。我认识的一个大学女生,独自在重庆大厦住了六天,就是为了这部电影。结果叫她有些失望,现实中找不到电影里的“feel”,幸运的是,也并未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麦高登教授在研究重庆大厦时,有整整三年的时间,几乎每周都有一两天住在大厦内,和住户攀谈。直到现在,他仍不时去重庆大厦走走。类似活动坚持多年,并不曾听闻出过什么事。在那些大厦的常客看来,保护自我安全的前提是了解和防范—这一安全守则放之四海皆准,不仅仅是在重庆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