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乔英武
天津经济尚处“三高”期
时代周报：近年来，天津的经济增速一直名列全国前茅，甚至多次位居各省市榜首，在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天津却一枝独秀，保持着令人艳羡的增长率，背后有何秘诀？
周立群：要了解“天津奇迹”的奥秘，首先要了解天津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把天津目前阶段称之为“三高期”，即高投资、高集聚、高增长。“高投资”显而易见，以去年的投资额为例，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比广州、深圳两个城市加起来还要多；“高集聚”就是要素和产业的高度集中；而“高增长”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领跑全国的“天津速度”。
一般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会经历由集聚到扩散的发展历程。所谓集聚，就是资源、要素、产业从边缘区往中心区集中，而扩散就是资源、要素、产业从中心区往边缘区扩散，而目前天津的发展形势恰恰处在集聚期。
天津的发展阶段与上海、广州等城市不一样，相对于上海、广州，天津是一个后发城市，因为一大批产业向天津集中，也就拉动了天津的高速增长，而这种“三高”的状况还会持续两三年。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天津速度”会在近几年集中爆发，而此前没有呢？
周立群：比较直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并纳入国家战略，这是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一旦被纳入国家战略，它的发展速度和定位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第二，天津在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并没有像深圳、上海那样显现出太多的优势，但是天津的改革、开放及自身结构调整为后来的“爆发”奠定了较雄厚的产业基础，而近几年不过是一个引爆期。
时代周报：天津的“高投资”非常引人注目，在各地方政府纷纷感到财政吃紧、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递增1000多亿，这可能也是天津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问题是钱从何而来？
周立群：在目前背景下，天津遇到的经济环境和其他城市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往天津集中呢？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体的金融环境出现变数，在这个时期，恰恰天津集中了很多的大项目和好项目，这种代表产业发展方向且有很好发展前景的产业恰是投资客所关注并愿意投资的。因此，在前期的发展中，大量资本集中在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这些大的、好的实体工业项目上。其中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投资数额比较大。
但从去年以来，整体形势发生了变化，天津在引资的同时，别的城市也在引资，可是天津的增速依然不减。这主要是因为在天津已经落定的这些工业项目前景见好，这些项目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虚拟经济，因此，后续投资和这些项目本身的质量有关，后期投资开始跟进。
发展到今天，央企继续投资的势头已经放缓，资本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天津的资本继续增进的原因是源于民企的介入。
民间资本的进入一方面是天津产业结构中的大项目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有发展前景产业为民企和中小企业提供很多配套和延伸产业的机会。民间资本的集聚是天津投资势头仍然不减的重要原因。
另外，天津外资的规模也在提升，去年天津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外资额的11%左右，其中滨海新区引进的外资比重约占全国的8%。国资、民资、外资的集聚是天津“高投资”的成因所在。
时代周报：在招商引资方面，天津有何特殊的方法来吸引这么多的大项目落户？
周立群：招商引资的确是天津的一个强项，很多地方政府都来天津学习考察。据我的观察，天津的招商引资有两个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个是招商引资的力度，他们知道“在家里等客人”是不行的，必须主动出击。“千方百计找项目、千言万语谈项目、千辛万苦落项目”已成为天津招商行动的形象表达。
另一个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招商思路和线路图，滨海新区及各产业园区根据自身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研究如何把产业链条拓宽延长，根据已有的大项目，如何选择配套的厂商，而且他们对配套厂商的技术水平、产出能力、市场份额都有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对于它的主要外部厂商，能吸引进来的可能性，也会做相应分析，招商部门会列出招商的排序，进行对位招商。
我在国内很多开发区、工业园区做过调研，天津在招商引资方面所作的工作不仅细致，而且周到。
而这并不是简单的招商技术和谋略问题，而是招商理念和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由原来的盲目招商转变为有序的、有目标的招商，把招商作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个部分。过去的招商是为了扩大经济规模，扩大投资，提高GDP。而今天的招商更多地要考虑借招商来调结构，促使产业升级，由单一项目的落地到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形成，由引进资本和企业到招进高端人才和研发机构。。
时代周报：那么天津在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方面，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周立群：天津的企业现在特别注重“三入”—入链（产业链）、入群（企业群落和产业群落）、入网（集群网）。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是在向链、群、网发展，增强自身实力。虽然天津前几年确实吸引了很多大项目，但这些项目再大也只是单体项目，而不是一个产业，只有当项目或企业形成产业链、企业群或者企业网的时候，才会真正达到产业集聚的效果，滨海新区目前已经进入了此阶段，它在加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生成和拓展。
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的大项目多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代表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点项目，目前天津围绕这些大项目，延伸它的产业链，壮大自身的主导产业，加快配套企业发展。不同于南方，南方某些地区的产业延伸多是通过中小企业的集群整编完成的，而天津主要是靠大项目、大企业的开启和带动。
比如新能源产业是我国的一个重点产业，目前在风电、太阳能、绿色电池领域，都有较大的项目在天津落户，但是这些项目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产业。新能源产业是要把这些产业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可是真正要延伸它的产业链需要别的产业来支撑，比如绿色电池产业需要新材料给予支撑，没有新材料就做不了绿色电池，包括硅、锂、镉等特殊材料。又比如风电产业，风电的特点是设备比较大，包括一些电气控件，如变浆调节器、承压机等，而这些设备实际上是装备制造业。
可见，要发展新能源产业，就需要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配套的支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产业网络，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壮大，这是它未来的发展潜力所在。这条产业链的打造，不仅表现在单一链条的延伸上，而且表现在两个或三个不同产业之间的互相支撑，而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兴起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天津未来的发展后劲比较看好。
投资拉动还将持续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本报采访了一批经济学家，讨论投资拉动是否到头的问题，天津近年的发展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短期内的大规模投资为天津带来迅猛增长，但长期来看还能持续多久？
周立群：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看，过去“三驾马车”的排序是投资—消费—出口，而现在我们需要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消费要排在头位，靠投资来拉动的“中国模式”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但是这是就全国而言，就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地区而言，投资仍然可能在“三驾马车”中排首位，我们期待的是“三驾马车”能够在全国总体保持均衡，但中国的地区差异、东西格局相去甚远，不可能让每一个地方都保持三者均衡。目前出口略有增幅，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依然缓慢，加上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出口在短期内难有质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文章一定要做在消费上，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所在，经济发展不是为了速度而速度，而是为了民生才发展经济。
消费拉动会涉及到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全民消费的水平，消费水平的背后是财富积累的水平，但财富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二是会涉及到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中国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速度不会很快，那为什么会在少数城市或者个别城市仍然靠投资拉动呢？天津就是其一，这其中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它自己的市场大小和收入水平。
天津所带动的北方市场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另一个是天津及周边地区的人口构成，人口的集聚程度不够，即使集聚程度很高，但在它的构成比例中，富裕的人口不多，流动人口中蓝领或者农民工占较大比重，因此靠消费拉动不了，正因如此，我判断天津靠投资拉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时代周报：那么天津是否有意识地在做出调整？
周立群：这个调整就涉及到对天津发展阶段的判断问题，我前面提到天津目前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集聚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就为天津扩大就业和解决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出了一个难题。我们去年作了一个分析，分析的城市包括天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几大城市，发现天津以外的其他几大城市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它们GDP的增幅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基本持平了，广州、上海的GDP增速甚至还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是和十八大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GDP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唯一有一个城市不一样，那就是天津，天津的GDP增幅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去年天津的居民收入增长10%左右，而GDP增幅超过13%，因此天津的这个问题显得特比突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天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在下一步调整结构和加速发展过程中更需重视就业和收入，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改快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解决好就业问题，有两条根本出路，一是鉴于天津大企业和国企比重较高，而就业需要加快发展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如果不调整企业结构，就业问题就不可能有大的破解，整体经济也会出问题；二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让服务业成为天津下一发展阶段新的动力源，成为创造和扩大就业的容纳器，和北上广等城市比较，天津的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比国内一些中等城市都要低。
时代周报：的确，像去年广州三大产业结构为1.6∶34.8∶63.6，而天津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3∶51.7∶47.0，如果要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话，天津服务业的比重必须提高。
周立群：对，但是天津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有可能和其他城市不同，对此我有一个自己的概括，我把北上广等城市的发展路径概括为“退二进三”，就是从第二产业退出或把第二产业转移，进入第三产业；而天津服务业的发展是要“接二连三”，也就是在发展壮大制造业的同时，把现代服务业带动起来。从目前格局看，天津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较高，这不是个坏事，相反是好事。因为实体经济比重较高，实际上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继而对服务业的发展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前者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没有高的消费水平，就发展不了高端消费服务业；第二是取决于当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构成，如果流动人口很大，而且是比较富裕的人，比如说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就会大大地拉动消费型服务业，反之，如果它的流动人口少，或者流动的主要是农民工和蓝领，那么拉动消费的能力就弱。
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取决于当地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网络，如果第二产业基础雄厚，产业的网络很大，那么生产型服务业就会发展很快，天津发展生产性服务的基础恰在于此。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天津在重视生活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同时，应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天津有很大的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最先涉及到仓储、物流、金融以及信息服务等，随着第二产业的发展，它会进一步延伸，我认为这是天津的强项，所谓“接二连三”就是要利用天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继续发展好第三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在这方面要走到全国前列。
时代周报：我觉得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很多城市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就把第二产业丢掉，其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丧失了经济动力。
周立群：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服务业陷阱”，在中国还比较突出，一些地区为了超前发展服务业，结果就掉入这个陷阱。比如一些城市为了超前打造一个文化产业，投资巨大，结果并没有营造出文化氛围，收到想要的效果，相反钱全部砸进去了，掉进了“服务业陷阱”。
超前发展服务业可能会造成城市空心化，有些城市认为一些产业链是低端的，就加快转移，但是如果转移的过早，导致中心城市的工人没有地方就业，而它所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当地的产业工人又对接不上，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有些城市不切实际的去“升级换代”，盲目地搞一些所谓新兴产业，办各种年会、会展、论坛，弄很多虚拟的东西，但最后不可持续，说到底服务业的发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脱离了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以及产业基础，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支点。
时代周报：前几年，天津要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呼声很高，2009年国务院还批复了滨海新区金融改革方案，但为什么最后却没有太多金融改革的动作？
周立群：在金融改革方面，天津的步伐并不是很快，但世人对天津金融改革的关注和期盼程度很高。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同时就应该是这个区域的金融中心。
因此，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相应地瞄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也是必然趋势，但京津两地离得很近，“一行三会”重要金融信息发布都集中在北京，许多金融机构的总部也集中在北京，这对天津金融中心的打造和定位就带来了挑战。
这些年，天津在金融中心的提法上一直很低调，但它却在金融服务和金融改革方面扎实有序的推进。一些金融改革探索值得关注。
第一，它特别重视资本市场的建设，包括建立贵金属交易所、产权交易所、文交所等，资本交易市场的建设是为一个区域甚至全国服务的，而不是单独为天津服务，在这方面天津在全国领先。
第二，它很注意处理好和北京的关系，因为天津本地缺乏金融方面的人才和资源，它就借助北京的人才和资源发展自己的金融，紧密地围绕着北京的“总部经济”来服务，比如金融结算、后台管理等。
第三，它自身的金融改革和创新紧密地围绕着天津和周边地区的实体经济在做，做得比较好的就是金融租赁。目前全国前十位的金融租赁公司，天津占了三个，中国的金融租赁市场，天津可能占了1/4。
时代周报：为什么单单金融租赁会取得成功？
周立群：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它和实体经济是完全对接的，是真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现在的金融租赁主要是租赁国内外的高端大型设备，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很多大项目恰恰需要这样的大型设备，包括海上勘探设备、船舶设备、装备制作业设备、航天航空设备，甚至还包括厂房。金融租赁发展得好，实际上和大型制作业的发展是并接的。这一做法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它所需要的设备相对较小。
在某些金融创新方面，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比如说私募基金，天津的私募基金，特别是滨海新区，是中国私募基金最大的注册地，在这里注册有2000多户，虽然注册户数最多，但私募基金却没有真正做起来，跟原本的设计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就是天津的民营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太少。私募是为小企业服务的，如果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多，私募肯定就能做大，没有这个沃土就不行，天津在这个方面和江苏、广东比差距很大。
天津金融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地区的发展需求，也远远不能满足其他城市对它的期盼，其中有多种制约因素，比如先行先试的步伐还迈得不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始终没有间断，各种试验和探索也没有终止过，但那种“石破天惊”能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举措仍然没有出台。
针对金融方面的人才缺乏，天津正在出台和创造种种条件以营造成一个“引得进、留得住”的人才发展环境，如在这方面还需很好地向深圳、广州、北京学习。
后发城市更需创新意识
时代周报：近年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引人注目，但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增量上的变化，在制度层面的改革比较少，尤其在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方面，看不到像当年深圳特区和广东的一些改革创举，你觉得呢？天津未来的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周立群：在我看来，广东是先发地区，天津是后发地区，这一南一北刚好反映了改革发展三十年的发展特征。广东的先发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高，经济体比较成熟，理念也新，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高，改革和开放的步伐比较快，而后起的城市走的路都是先发城市走过的。因此先发城市要有更强改革和创新意识，因为它已积淀了浓厚的创新文化和开放能量，很多改革在广东可以做得更超前。
但后发城市也有“后发优势”，比如任何一个项目和规划，它的起点会更高，其他城市已经走过的弯路可以引以为戒，可能借鉴和避免，可以对不同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天津对广州的关注很高，有很多政府干部在广州挂职，他们发现广州整体的体制架构和经济运行很细致，明显是一个更为成熟的城市。
未来天津的发展需要注意几大问题。
第一，和其他城市相比，天津高增长的发展路径主要还是政府主导，这样投资和可持续融资的风险就加大了，这个问题以后会特别突出。
第二，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投产，如果防止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三，正如你所说，天津高速度的发展是存量的增加，那么未来如何加快结构调整，借助增量优势来加快调整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天津新的问题和挑战。如果增速下来了再调结构那难度就大了。
我认为，天津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一是它的增长正由总量扩张的“速度型”向到产业提升、结构优化的“质量型”转变，二是它的发展路径正由大项目、好项目集聚向大生产网络、大市场网络的构建转变，三是在发展动力它正由要素投入向要素效率和自主创新转变。
第四，虽然目前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不错，但要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天津的发展实际上是实体经济在支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金融需求，这个又是很大挑战。
还有一大难题是现在民生增幅低于经济增速，这方面的比重需要提高。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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