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辄上百吨的危险化工废物，悄无声息地倾倒在千里之外的农村；谋取私利的黑色产业链下，生产、转运、倾倒等环环相扣，戕害着生态环境和身体健康……近期一些地方频频曝出异地倾倒危废污染事故，如浙企跨省倾倒近40吨危险废物、苏企异地倾倒废物致土壤水源受到重大污染等，“生态炸弹”屡遭转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6月6日中午，记者驱车来到位于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的一处倾倒点，解集乡解集村的一个小山坡。虽然这里的危险废物已被清理，但眼前3个大坑旁边，仍随处可见块状的黑斑。坑里水的颜色泛黑，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花”。
倾倒点不远处，有几辆货车正在运送石块。几位司机告诉记者，他们看过几次有人拉东西，还以为是“废油”，倒后就烧，冒着浓浓黑烟，远远能闻到一股股刺激性气味。“离得近些，裸露在外的胳膊皮肤都会肿胀，嗓子有灼热的辣痛感。”
真相到底如何？埇桥区环保局法制宣传教育股股长张韦说，5月25日，该局接到举报称，解集村有人将“废油”倾倒在大坑里并焚烧。经采样检测，检出12种有机化合物，含4种苯酚类物质，具有毒性，特别是焚烧会产生有毒气体，对呼吸系统、皮肤有损伤。
据当地环保部门介绍，李某某到浙江丽水市松阳县一企业仓库装上140桶约37吨“废油”，运到解集村，卸在一个大坑内。此前，已拉来约250桶累计60余吨，倾倒在坑内焚烧，造成地表200多平方米被污染，被污染石料达200余吨。
事实上，此类异地倾倒危废污染并非孤例。安徽利辛县、涡阳县等地近年来也都发生过危废倾倒污染事故，有的造成长达10多公里河段的水质受污染，有的至今没有查到危废来源，当地不得不承担重大损失。
“近年来，全国异地倾倒危废事件比较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王琪表示，影响较大的有云南曲靖铬渣非法转移倾倒事件等。在企业逐利、危废处理能力弱和政府监管等因素影响下，非法转移倾倒屡禁不止。
多环节成“花架” “毒企业”受保护
我国在危险废物运输、处理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据王琪介绍，企业每年产生多少危废、什么危害、怎么处理，均要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如果要送到外地处理要有转移联单，需经过转出和转入环保部门批准；处理危废的工厂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既然管理制度如此健全，异地倾倒危废为何还愈演愈烈？环保专家和基层官员认为，危废倾倒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一般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最后倾倒在农村。有的距离达数百公里，需经过生产、转运和倾倒等环节，只要一个环节把好，此类事件或将被制止。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不仅没把好关，有的甚至存在“你污染我、我也污染你”的心态。
黑色产业链的形成，助推了异地倾倒危废的多发。基层公安人员告诉记者，异地倾倒危废的背后已形成了一个操作隐秘、分工细化的产业链。从生产到倾倒一般有三四个环节，生产企业将危废擅自处理给下线。打着无害化处理幌子的下线，利用人脉再转手到偏远农村，交给下家。三线、四线中介人接手后，再联络当地“熟人”找地方倾倒。
在安徽宿州埇桥区倾倒事件中，生产企业的正常危废处理费用为3000元／吨，但交与在浙江打工的姬某某只需1300元／吨。姬某某联系到同乡张某某，以“3000元和油桶不要了”为条件，让他找倾倒点。张某某与村干部联系卸车，选择地点倾倒。
地方保护给违法企业增加了底气。基层官员向记者诉苦道，作为受害方，他们会及时赶到生产企业所在地展开调查。由于部分企业是当地纳税大户，与政府关系“密切”，调查初期遭遇较大阻力，对方不情愿配合，后来被舆论强烈质疑，才答应配合。
为谋私利非法倾倒化工废料约30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政府修复花费达280多万元。今年3月，安徽省淮南市中院终审裁定，被告人丁行夫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判刑3年6个月。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已把危险废物作为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如严格新建项目环境准入，狠抓行政代执行、转移审批、经营许可等制度落实，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等。与此同时，各地也出台了相应规定。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环保专家表示，各地出台了制度办法，对遏制危废污染事故高发势头起到积极作用。但异地倾倒危废事件仍频频发生，暴露出责任企业的危废处理观念落后、逐利需求强劲，以及源头监管不力等问题。
专家认为，防止危废非法倾倒，应严把两个“关口”：企业自身层面，加大事后追责力度，要进行经济处罚，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政府监管层面，应加强源头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必须严惩。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汪家权等专家呼吁，对固体危险废物来讲，有时污染产生者说不清楚，污染责任可能会转移。国际通行规则是产生者责任制，不管何时何地，产生者得承担责任。我国亦应强化产生者责任制，严防污染责任转移。 记者 程士华、姜刚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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