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曾汶谈好莱坞电影在老上海

黄晓峰 华慧

现已九十高龄的朱曾汶先生是个奇人，他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宣传工作。1951年美国电影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后，他拒绝像有些同行一样到电影院做售票、收票之类的工作，也放弃了公务员职业，一直保持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了《杰斐逊选集》《林肯选集》《潘恩选集》《政治中的人性》《自由主义》《美国政治与政府》等十七部学术名著，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虽然朱先生早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但是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很幸运地赶上了好莱坞电影最鼎盛的时期。

您是怎么进入华纳公司的，当时好莱坞电影是怎样进行宣传呢？

朱曾汶：我进华纳公司时，个人感觉是好莱坞电影引进的最黄金时期。当时是1945年8月份，我大学刚刚毕业，在《字林西报》上看到华纳公司要招考一名宣传助理，就马上去应征了，中间没啥耽搁。

当时的考法是，上午在小放映室里看一部华纳的青春音乐片，下午根据看的这部电影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介绍它的故事。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英文是有一定的水平，但实事求是讲，终究跟外国人接触得少，所以要完全听懂电影的对白办不到。这时候就凭自己的小聪明，把文章写得十分华丽，细节的东西不写，只介绍大概的剧情。当时跟我竞争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第二天就叫我去报到了。

在华纳的工作是繁重然而多彩的。要写说明书，翻译片上字幕，订宣传计划。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宣传活动。如彼得·劳雷主演的一部恐怖片上映时，我们于深夜十二点在卡尔登电影院为单独一位观众放映该片，以测试其恐怖强度，实际上这部电影完全够不上“恐怖”标准，影院方面硬要把它列为恐怖片，以招揽观众。威廉·鲍威尔主演的Life with Father（《天伦乐》）上映时，我们就搞了个活动，谁家生的小孩最多，就可以得奖。因为电影里的主角有好几个小孩，所以叫《天伦乐》。我记得最后获奖者是一个做律师的，他有十一个子女，得了奖金大概是两千块。他马上把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家庭困难的同事。其实也就是为了宣传电影。

引进美国电影，宣传最吃重的一项工作要算译片名。片名与影片卖座有直接关系，因此影片方和影院方对它都十分重视。那时的影片译名不像今天那样根据原名直译即可，字数再多也无妨，而是偏重四个字头的，要典雅大方，有文艺味儿。如《马革裹尸》《鸳梦重温》《翠堤春晓》等等。片名一般由片方译出，再由院方一个专门机构审定，认为不满意就推翻重来，决定权在院方。我最得意的一个译名是前美国总统、当时的华纳英俊小生罗纳德·里根主演的《金石盟》，既契合原名 King's Row 的读音，又刻画出片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我最失意的一个译名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 ，我主张依原文直译《卡萨布兰卡》，但院方认为没有生意经，坚持要译作相当俗气的《北非谍影》。

好莱坞电影在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前，在大陆基本消失殆尽，被认为是反映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怎么评价？

朱曾汶：我在华纳工作六年期间，看过无数好莱坞电影。觉得当时引进的美国片子是最精华的片子，不知道你们对那些老片子是否熟悉。比如《蝴蝶梦》《美人计》《青山翠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战地钟声》《深闺疑云》《寂寞芳心》《一夜风流》《鸳梦重温》……我可以一口气背一大串，全是百看不厌的片子。当时那些电影演员全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像贾莱·古柏、克拉克·盖博、亨弗莱·鲍嘉，格里高利·派克、查尔斯·劳顿，那时最红的女影星是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葛丽亚·嘉逊、凯瑟琳·赫本等等。现在那些电影演员，我一个都不知道，因为自从我离开华纳公司后，就发誓永远不再搞这些东西了。

以前搞好莱坞电影就好像犯了罪抬不起头，现在时代不同了。去年《人民日报》要闻版刊登了一篇李岚清的文章，说他为了帮助江泽民弄清年轻时喜爱的一支美国电影歌曲《月光和影子》的词曲，特地请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剧院几位教授，还有几位著名歌唱家，共同调查研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领导过咱们国家的人尚且直言不讳他年轻时的所爱，我们小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好顾忌、好自责的呢？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时的美国电影就是好看，当时的美国电影歌曲就是好听！像《金发中的银丝》这支歌，我和我太太结婚六十三年了，直到今天还在哼唱。

不说好莱坞吧，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把旧社会的上海咖啡店拍得乌烟瘴气，一些戴鸭舌帽的人在里面胡作非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电视剧里的旧上海女士穿的旗袍的衩几乎开到腰间，也是瞎三话四，那时旗袍的衩最高才超过膝盖一点点。

那时候大部分观众对好莱坞电影都感兴趣吗？相比国产电影，好莱坞电影是不是占很大的优势？

朱曾汶：1945年的上海，因为之前八年抗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上海成为孤岛，片源断掉了，电影没有了。电影公司恢复以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精华全都拿来了。几家公司一共进了一千多部影片。当时美国八大影片公司全部在上海开业，其中有三家公司在虎丘路光陆大楼办公：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和华纳，前两家在二楼，华纳在三楼。

八大公司里，要数米高梅的片子赚的钱最多。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电影应该是最红火的时期，是最高潮，而那时的美国电影也是最干净的。华纳公司拍了很多文艺片，没有黄色、凶杀什么的。当时美国的《海斯法典》（Hays Code）里边，对男女演员接吻时间持续几秒钟，对女演员裙子的尺寸长短都有规定。1960年代，禁令撤销，影片公司没了约束，才变得有点“不干净”了，但仍要视影片商及影片而定，并非每部电影都是这样的。当时电影也有分级制度的，只是不怎么严格。

1945年以后，国产电影有，但很少，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好莱坞影片占领，所以这也是它后来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那也是没有办法，一对比，美国电影是好看呀。我太太张芝那时在电台做播音员，播的popular song ，大都是电影插曲，都是当时的电影观众来信来电话点播的。

现在的事我们真叫看不懂了。以前大光明电影院，一个厅一千八百多个座位，国泰一千个，戏院越大，座位越多，号召力也越大，因此大光明一直雄踞行业之首。现在造的电影院，几十个人一个小厅，电影艺术怎么能扩大呢？所以因之而产生的，全是那种大片，要么是三级片什么片，来刺激你的感官，而不是真正拿电影来打动你。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比如看葛丽亚·嘉逊的《鸳梦重温》（Random Harvest），看《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去考量什么价值观，而纯粹是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看，看它的艺术，看它的演员、导演等等。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电影的引进有检查吗？

朱曾汶：当时国民党政府有检查小组的，他们倒不是检查黄色，主要是检查政治倾向。电影公司也有自己内部的检查。当时有一个团体，是美商影片公司的协会，就是当时八大影片公司的协会。这个团体内部自己会检查，主要是检查黄色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黄色，跳草裙舞有什么黄色？

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经理，在电影放映期间，您要经常与电影院打交道的吧？您的活动费用怎么解决？

朱曾汶：我联系的电影院多了，国泰、大光明是我常驻的。每次一部新片开映，我作为宣传部经理，要去搜集影迷对影片的反响，还有卖座的情况。因为片子要安排档期，电影公司跟电影院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配给时间，要讨价还价。我们希望档期长一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的，比如说《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在美国是很轰动的，我们大概是在1948年放映的。当时的卖座情况并不怎么样，最后还要抽掉（提前下线）。为什么呢？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视，国际知识不普及，普通老百姓对片中的摩洛哥这种小国和它的历史根本搞不清。对国际大形势不清楚，男女主角怎么会走到一起也不清楚。再加上片上的字幕不像现在，当时的效果是蛮差的。我们当时的字幕，是刻好字用药水腐蚀出来的，放出来的效果是反光的，一闪一闪，看不清楚。所以观众看不懂，又听不懂。

译意风在当时也要看影院的，不是每个影院都有。但是译意风的效果很差，杂音多，声音刺耳，而且和原有英语对白混杂在一起，有很多人拿了都放在一边不戴。译意风应该说是失败的。

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工作是写说明书。当时我做了点改革，以前传统的说明书是以文言为主的，我进去以后，就坚决不要文言，要白话，而且要写得漂亮。这些东西我过去曾经保留过一些，“文革”当中全部毁掉了。

1949年1月，八大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为增加薪资，有过静坐活动，我自己也参加了。那时候物价飞涨，工资加得慢，那以后工资加得就快了。我当时是拿周薪。因为我是做宣传工作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有宣传费，在外面所有的宣传工作和活动的费用，全可以报销，填一下表格，一个礼拜当中的开销就开给你了。

所以，在外面的开销，包括吃饭喝咖啡之类，基本上全可以报销。我到所有有工作关系的电影院看电影，只要在票根上签个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去，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个华人经理有这个“特权”。所以那时候电影是看得很多的，比如说我经常到大光明看免费电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舒服。美国人有他的一套东西，他知道你，但不会来干涉你，只要看你的工作效果就可以。

站在电影院门口，为正好来看电影的熟人签票放行，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但那时也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次，我在南京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在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不久的报人，和他新交的女朋友一同来看电影。我硬是把他手里的票退掉，另外签了两张花楼票给他，他们拿了票子高高兴兴地进去了。不料几天之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女友跟他闹别扭，原来那天他买的是楼下前排最便宜的票子，而花楼票是最贵的，女友说他小气，差点不跟他好了。

您当时还创办了一本电影杂志《水银灯》，介绍好莱坞电影，能谈谈这本杂志的情况吗？

朱曾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还以麦黛玲这个笔名，写过很多评介好莱坞电影的文章，散见于当时上海各大报刊。由于从最新的美国电影杂志及《综艺》等专业刊物取材，材料新，面广，密切配合市场需要，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我之所以用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的笔名，无非是借英文My Darling 的谐音表示电影是我的至爱。

1948年年底，我创办和主编了一本电影刊物《水银灯》，以评述好莱坞电影为主，兼及苏联和英国电影。创刊号封面是英格丽·褒曼，我们用黑色套印，衬托出这位惊世女星典雅高贵的气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英格丽·褒曼，我们爱你》的文章，把她捧上了天。改革开放后，美国电影重新进入，我忘了无情岁月对我们每个人容颜的摧残，兴冲冲地去看她演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啊，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就是我们当年为之神魂颠倒的亮丽女星吗？真后悔不该去看这部片子，让她永远在我脑子里保持青春的形象该有多好啊！

《水银灯》的作者方面，是当时的最强阵容，董乐山、马博良、李君维、徐汝椿、陈良廷、伯奋、朱雷、朱定西以及女作家施济美、著名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等，都给杂志写稿。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外国影片公司及通讯社的密切联系，《水银灯》的影讯以快捷为特色，如1948年第二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于1949年3月26日在美国揭晓，《水银灯》在四天后的3月30日就推出了金像奖专号，结合主要获奖者作了专题报道。在今天，消息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在六十年前，这个速度是很不容易了。

《水银灯》在众多电影刊物中脱颖而出，广受读者欢迎。由于当时纸币贬值，我们坚持以银元付稿费，每篇一元至五元不等，已竭尽我们最大的财力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太厉害，白报纸价格暴涨，在出了九期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忍痛宣告停刊。

（同济大学汤惟杰老师对此次访谈襄助甚多，特此致谢）

封面朱曾汶像：李媛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