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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1954年8月生,杭州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9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当代思想研究。
似乎五〇后多多少少都有点“渴书症”?裴毅然老师“大病一场”,至今不愈。病是在东北的山里患上的。1970年底,他上山下乡去了大兴安岭,在山里呆了近八年。每天能做的,除了干活,无非喝酒赌博而已——这刻骨铭心的八年,给了裴老师一身豪侠之气,他如今蓄长须,善饮酒,都是那段岁月留下的痕迹。 在山里,最恼人的是几乎无书可读。能读的,只有连部过期报纸(“我最爱读《参考消息》,因为讲的都是外国的人和事,句子也漂亮,长,洋气”)和《毛选》四卷(从注释中,他获得了不少营养)。随身带的一本《唐诗三百首》,他抄录了半本,被区委委员的老工人训斥:“净读封资修,为什么不多读读毛主席的书?”他从那时开始模仿《唐诗三百首》写诗,不懂平仄格律,后来母亲弄来一小册韵本(封面是“东北民兵”),才好歹摸着门径。当时的笔记本和旧书,他一样都没丢,随他辗转各地,最后一并落脚沪居书房。
最有纪念意味的,是一本《大兴安岭文艺》杂志,上面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青春篇》。当时不可避免要写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还被父亲涂去了。裴老师说,这首诗的发表,对他激励很大,几乎成了人生转折点。
现在的裴老师,对书的热爱不减。他曾多次赴香港讲学、开会,每次都一捆捆将书带回来。这间位于阁楼的书房,有整整一面书橱存放各类香港出版物,以历史人物传记为多,一些时政杂志还是成套的。最有意思的,是一套《李锐文集》,书中夹了一份裴老师对李锐的访谈录《深春访李锐》,文章经李锐老人仔细改订,满是老人笔迹,是很特殊也很珍贵的文献。《李锐文集》旁,是李南央的书。父女两代人,就这么沉默以对。他正在读一册吴国桢传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喜欢的书,正合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兴趣。
裴老师说,他的博导、复旦中文系的陈鸣树教授,八十五岁了,一身的病,还在读《史记》《昭明文选》:“他这样的老先生尚且需要补读经典,我们这一代对经典的补课就更该抓紧了,因为我们青少年的阅读太糟糕了。”裴老师有一则读书理论:“对出身中文系的学子来说,少年看他读不读文学,青年看他读不读文艺理论,中年读不读历史、哲学,晚年看他读不读中外经典。”对这一代知青学人来说多少有点残酷:退休后才有时间“恶补”经典。不过,他们跟所有读书人一样——生命不止,读书不息。
摄影 王炬亮 撰文 郑诗亮
十问Q&A
Q: 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书?
A: 两千来册。
Q: 您记忆中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A: 上大学后买的《钱注杜诗》。
Q: 您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A: 《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
Q: 一般以哪种方式买书,逛书店还是网上购买?
A: 当然是网购了。现在哪有空逛书店?
Q: 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
A: 从几十到上千不等。
Q: 您手上正在阅读的是什么书?
A: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
Q: 看书时候的最佳佐料是什么?
A: 就只喝茶。现在烟酒都戒了。
Q: 您平时阅读,网络和纸面的比例是多少?
A: 绝大多数是纸面,我习惯一边读一边批注,也
出于做笔记需要。
Q: 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一读的?
A: 两个“四”:前四史和四书。
Q: 如果让您只带一本书去某个地方,您会带哪本?
A: 《史记》吧?带四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