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必须要分散压力”

早报记者 杨小舟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新型大国关系渐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宇燕近日就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新思路接受了记者专访。

东方早报：中国的崛起有何特别之处？

张宇燕：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崛起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无论是看人口还是看经济总量，中国的规模都很大，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对外部的影响会很大。

其次，崛起的速度很快。2005年的时候，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不到日本的一半，2010年超过日本，2000年的时候中国GDP是美国的15%，去年大概是美国的1/2，从15%到50%，也只用了12年。

第三，中国姓“社”。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成就很大，但是在外人看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潮流，就世界而言正处于低潮，其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仍旧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你不是一类，这就增加了复杂性。

第四，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指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英美崛起的时候，全球化的程度不像现在这样高。今天，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阶段，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第五，目前人类处于一个“核”时代，游戏规则同二战前不一样了。核战争如果打起来，就是一同毁灭。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

第六，全球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确定，并且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主要是一个现有制度的接受者。

第七，中国国内还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国内的发展不均衡问题，祖国统一问题，面临内部分裂势力威胁等问题。这也是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第八，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美国对外部也有依赖，但程度不像中国这样高。中国在技术、市场、资源等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赖都很高。

东方早报：时代的变化给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

张宇燕：我觉得上述八点变化都“有利有弊”。以国际机制的改革为例，全球化的核心是指相互依存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提升。此时，作为一个大国，迅速崛起后，就必须要应对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度高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也包括互联网的影响。

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很多人认为，中国受益于现行国际体制，获益很大，是发展中国家里面收益最大的。更有人说，中国的收益是靠不遵守国际规则，或者打“擦边球”来实现的。我认为，总体来讲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自国内的改革，当然也的确是充分地利用了现有的国际规则。同时应该看到国际规则也有非中性的一面，对发达国家有倾斜，因为它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领导制定的。在这样一套有倾斜的规则下，中国又获益比较大，所以中国就将面临着这些规则的重新调整或升级换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各种各样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国企、知识产权、原产地原则、金融开放等问题的谈判，从做研究的角度看，每一项都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都直接牵动着中国的国家利益。

东方早报：中国对外该怎么做？

张宇燕：且不讲理论，对于现实的应对，我归纳为六句话共24个字。

首先是“分散压力”。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主要来自国际规则。国际上，要求中国接受现有国际规则的呼声很高。“分散压力”对于中国就意味着要走“合作”的路线，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例如推动“金砖国家”的合作，安全协作方面的“上合组织”，以及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等等。

其次是“担当责任”。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担当一定的国际责任。当然这个责任需要与自己的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三是“包容发展”。这与前面的“责任”是相关的，也就是让他人分享到你发展的收益。中国的发展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要更多地强化正外部性。包容发展，英文叫“inclusive development”。“inclusive”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上，这一叫法最早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意义当初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经济增长了，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我把这个词借用到国际关系上来，提出这个“包容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比起“和平发展”的提法，它更强化对于中国发展之“正外部性”的要求，尽可能减少负外部性。

第四是“边际改革”（marginal reform）。对于目前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中国是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当我们实力增强以后，就可能会提出一些诉求，寻求改变一些规则制度。有些人对此期待过高。但我觉得这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能做和该做的，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

第五是“理性应对”。对于许多国际问题，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轻重缓急。能拖和该拖的问题，要有长期的打算。我们有这个自信，五年、十年以后，中国的综合实力会越来越强，在这样的势头下，时间显然在我们这边。我们的改善幅度、我们的进步，比起竞争对手、邻国或者伙伴，肯定要更大些。随着时间的变化，力量对比将对我们更加有利。

最后是 “舆论支持”。要营造一种能够阐述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容发展”理论的氛围，特别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充分说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福祉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让国际上能够接受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保护海外利益。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具进攻性？

张宇燕: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还应该是邓小平讲的那八个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如果非要在两者间比较权重，我觉得“坚持韬光养晦”应该占六成，“积极有所作为”占四成。这样说的主要理由，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时间在中国这边，许多问题我们拖得起。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诸如周边领土领海争议问题的条件会比今天更加成熟。由此看来，应该着急的不是我们，而是其他相关国家。在中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期，我们尤其要沉住气，要有耐心，要清楚有些问题不急于解决恰恰是最佳选择。邓小平“搁置争议”并让更聪明的后人去解决争议的策略，充满智慧，是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