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与他的合伙人

陈可辛（图/姜晓明）

按照主持人的要求，刚刚看完《中国合伙人》的观众必须先回忆出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句片中台词，才可以向陈可辛发问。拿到话筒的女孩站起来，挑了这样一句：我们一直想改变世界，最后才发现，其实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我想问陈可辛导演，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

“你让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条微博，讲的是一个美国老兵，每天都点着一支蜡烛在白宫前表达反战立场，多年如一日。一个雨夜，有位记者问他：你真觉得你这么做就能改变这个国家？他告诉记者：我这么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被这个国家改变。”陈可辛接着说，“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改变世界，但也没有被世界所改变。因为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人开始都想改变世界，但最后，都被世界改变了。”

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合伙人》的武汉观众见面会上。影片首映式前，陈可辛一个人马不停蹄地转战成都、武汉、上海等十几个城市，开始公映前的宣传冲刺。

“有人跟我说，这个片子可能会很难卖。所以我就自己先到这些城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告诉大家，《中国合伙人》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4年前，他以监制作品《十月围城》为首作，正式大举北上，进军内地组建公司。跟那时相比，他最明显的变化是瘦了许多。新片是公司的第五部作品，由他亲自执导，倾注的心血和投入的情感连身边的朋友都感到意外。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戏。它最全面地代表了我的个人喜好和我的价值观，甚至超越了《如果•爱》，更超越了《甜蜜蜜》。”

在中国发生的美国梦

两年前，陈可辛正在筹备拍摄《武侠》，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将一个剧本交给他，希望他能出任监制。剧本出自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它不是不好，而是不像在讲新东方的故事，更像是徐小平的自传。”

跟韩三平一样，陈可辛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让自己心动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商业故事。尽管近年来他的名字差不多总是和古装大片紧紧连在一起，但现实题材一直是他作为导演的个人强项。那些野蛮生长的创业经历，在全世界都有共同的情怀。这种故事之所以迟迟没能出炉，除了公司的整体战略之外，他还有其他的顾虑。

“内地改革开放30年，有很多好故事，但很多不能拍，因为牵扯到官商政治，过审批很困难。”除了审查这个困扰中国电影的老大难之外，港人身份也让他出手谨慎。“来内地拍戏也是很大的一个关口，你要学会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诉求。”

虽然不完美，这个名为《中国合伙人》的剧本还是点燃了陈可辛的创作冲动。除了对项目品质和商业结果负责的监制身份，他更想成为这个创业故事的导演。只有导演，才能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投诸一部作品。

放眼国内影坛，他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12岁，他随家人移居泰国，就读国际学校；18岁，他赴美学习电影；21岁，他回到香港。很难再找到一个导演，会对是主是客的身份追问和梦想如何落地开花有着他这样的深切体认。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这是《中国合伙人》的英文片名。按照陈可辛的解释，就是“发生在中国的美国梦”。

“美国梦其实就是equal opportunity，说白了就是机会平等、穷能致富。”陈可辛说，“American dreams in China，说白了就是中国梦。美国梦不是说一定要去美国，其实那里已经发生不了美国梦，因为社会饱和很久了，饱和之后就很难求致富。恰恰在过去这30年，每天发生最多美国梦的地方，就是中国。”

改编中，陈可辛在剧本里加入一个和自己最接近的角色，就是邓超扮演的孟晓骏。当年在美国的餐厅打工时，一位妇人把20块钱的小费塞到他手里，指着别的服务员告诉他：他们会在这里干一辈子，但你不一样，你会有更大的世界。这个情节如实出现在片中。

最终成片虽在情节上跟最初剧本相去甚远，但骨子里的气质和血性却一脉相通。他喜欢这个以新东方为雏形的兄弟故事，并且“教英文本身就非常有喜剧感”。尤其让他心生共鸣的是徐小平从前在新东方负责的工作——签证咨询。在他眼里，这是新东方最有趣的部分，包含了新东方的所有强项。

“新东方的英文教学，说白了是把正能量给学员，就像书店贩卖的那些心灵鸡汤，那种东西永远有市场。而徐小平的签证咨询，是帮助中国人建立自信，那是真正的跟国际接轨。西方文化永远崇拜的是强者，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要谦逊。我们的传统故事是孔融让梨，西方不会让，只会抢。面对签证官的那5分钟会影响很多人一辈子，每次都会问你，去美国干嘛？回不回来？不自信的人会心虚，而自信的人会理直气壮。我去美国因为我成绩好，学完之后我必须回来，因为我要回到最大的市场去赚钱、去工作。”

陈可辛一直认为，在一个刚刚开放的中国和与世界接轨的当下，新东方扮演了一个载体。他们选择了一条跟封闭多年的中国相反的道路，帮助和教育新一代中国人认识理解西方价值观。“对我来讲这最有意思，因为我一辈子就在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中间挣扎。所以，我才在这个跟我的生活完全无关的故事里，找到那么多地方，把我的价值观和想法放进去。因为它跟我的成长经验完全一样。”

没有永远的合伙人

1992年，不到三十岁的陈可辛凭借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在香港影坛崭露头角，亦师亦友的曾志伟也通过参演此片，第一次加冕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他对陈可辛说：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应该为自己打算了，不如我们开个公司吧。

这是曾志伟一直以来的情结。当年在新艺城影业公司，他和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泰迪罗宾组成的7人小组，通宵达旦在工作室聊创意、谈创作，11年时间用高产的数量、数部经典作品和现代企业理念在港片影史留下了浓重一笔。曾志伟希望再组公司，重现这种打拼影坛的激情岁月。

这是陈可辛电影合伙经历的开端，由精神领袖曾志伟、负责行政的钟珍和他组成的团队应运而生。他给公司取名为United Film-maker Organization，缩写是UFO。

公司开山之作是柯受良执导、梁朝伟和张学友担纲主演的《亚非与亚基》，陈可辛出任影片监制。因为项目一波三折，影片在当时数天即可诞生一个剧本的快产快销的香港影坛耗时一年才上映。

“不要说挣钱，公司写字楼的租金都快交不起了，我跟志伟说，不行，压力太大了。”陈可辛回忆，“我是个很慢的人，对品质又很较劲，这样一来所有压力都在我身上。我就跟他说，不如找几个合伙人来吧。”不久，李志毅、张之亮、阮世生加盟了UFO。

一群初出茅庐的电影新人无权无势，拥有最多的就是锐气和干劲。当时的香港影坛流行的不是炒老粤语片的剩饭，就是功夫武侠、黑帮片和无厘头喜剧。这群年轻人偏要独辟蹊径：为什么就没有电影来拍一拍写字楼里的那些年轻人？

后来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陈可辛谈及UFO岁月，都会说一句话：《风尘三侠》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中国合伙人》在香港试片结束后，不止一个人建议他将片名改为《风尘三侠2013》。

这部由陈可辛和李志毅联合执导的影片，云集梁朝伟、梁家辉、袁咏仪、周慧敏等明星，打着性喜剧的擦边球，讲述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3个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两千多万的票房进账虽然只有年度冠军的一半，但它是UFO第一部大卖的影片，“就像今天一部不是通杀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大卖5个亿。”那一年，公司共有6部新戏问世。

“1990年代香港的情形和今天的北京非常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去建立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现在的80后或者75后在走向中产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开始喜欢跟自己有关的现实题材。所以《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致青春》会大卖，说白了就是它们讲出了你们心里的一些共鸣。当时UFO的所有电影，都是主打人文情怀，都是讲情感共鸣。”

我问陈可辛：没能将大好开局延续到底，UFO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没有永远的合伙人。当企业合伙发展到不同阶段，市场需求会变化，人的自尊也会变化。每个人的付出和回报，逐渐会在人心里产生不平衡。尤其在都是好人的情况下，不是卖钱的人觉得我拿少了，而是不卖钱的人会更敏感，觉得我不如退出。

“我不喜欢用艺术家这个词，我们这些创作者都有情绪，都有压力。开始一年6部很简单，因为大家没名誉没地位，想到就拍了。逐渐有名之后，速度就慢了。下一年就没有6部。但档期没戏不行，你慢就得让他快，他为公司赶出来的一部戏，很可能也不是他喜欢的，慢慢矛盾就来了。一两部戏不挣钱，公司就会面临债务。挣钱了大家分都好说，但债务呢？怎么分？”

UFO的合伙历史中，在陈可辛内心分量最重的合作不是六人团，而是和李志毅的搭档。这是两位惺惺相惜的好友，最初二人选择联合执导。“联合矛盾就更多，尤其我们都很在乎对方的感受，有了矛盾也不拿出来说，累积下来就更有矛盾。没名气的时候，彼此可以讲真话，片子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说。成名之后，大家有话都不会直接说，也听不到真话了。”

1994年，陈可辛执导、也是他个人最不喜欢的《金枝玉叶》票房大获成功之后，香港TVB电视台用1000万港币一次向UFO购买了9部影片的播映版权。对于现金周转困难的公司来说，雪中送炭的这笔巨款令陈可辛大喜过望，公司再也不会为现金发愁了。但曾志伟却作了另一个决定：用这笔钱买楼置业。

曾志伟告诉各位合伙人：我看过这么多电影企业，没有靠电影挣钱的。电影总是有赚有陪，赌完离场的时候，没有人身上还有钱。最后赚钱的那些公司靠什么？地产！新艺城最后也是靠厂房赚的钱。

尽管私下陈可辛已经说服了其他合伙人，但走进会议室当曾志伟提出表决时，其他人还是都举起了手。“他妈的我们不是都讲好了吗？”陈可辛心里在怒骂。

大家理念不一样

UFO位于九龙塘的小洋楼当时总价2000万，TVB的版权费作为首付之后，公司在拍片现金紧张的情况下又多了1000万银行贷款，原来每月5万的行政开销变成了10万月供。后来那段时光彼此间充满了太多怨气。随着公司被嘉禾收购，物业也以千万作价出售，这次地产投资以惨败出局。李志毅去日本拍《不夜城》，陈可辛去美国拍《情书》，UFO岁月结束了。

“我走的时候已经没有愤怒了。在我心里大家早就散了，早就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他们最后搬离大楼的时候，我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唏嘘。”陈可辛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武汉见面会上，一位提问的观众应主持人的要求，唱了一句《中国合伙人》里出现的歌词。

“你应该唱后面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才是经典所在。”陈可辛笑着说。

从外面的世界游历归来，陈可辛用《三更》系列热身之后，便以《如果•爱》和《投名状》两部大制作试水内地。在主题并不大众和通俗的《投名状》票房大破两亿的2007年，没有明星加盟的冯小刚电影《集结号》也在同档期突破两亿，内地市场的潜力让陈可辛作出了一个决定。

2009年2月，由他和内地导演黄建新合作的“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联合内地发行公司保利博纳创建了人人电影公司。

当时的报道这样描述这次合作的前景规划：未来3年，人人电影计划推出15部不同类型的制作，包括星光熠熠的超级大制作，以及新晋导演的类型电影等，博纳国际已特别为此拨备5亿元。据博纳国际总裁于冬估计：人人电影将于3年内，为内地及香港缔造累计20亿人民币票房。

“最具商业头脑的知识分子型导演”，这是很多人对陈可辛的评价定位。人人电影创业首作《十月围城》，又是一部在商业和情怀上获得双赢的陈可辛监制作品。这是导演陈德森酝酿了整整10年的项目，他提出两个小时的影片，最后一半的篇幅“60分钟打戏无喘息”。项目启动的前提，就是必须按照1比1的比例建一座城，重现1905年的香港中环。

“建城其实是一个策略，对于当时要上市的博纳来说，它可以很快打出品牌。”对于电影拍摄来讲，陈可辛也认为这座城功不可没。《十月围城》首次发布会是在香港国际影视展，“香港尤其懂什么是真正的明星制度，香港老百姓很清楚，《十月围城》这个阵容跟《投名状》根本没法比。在发布会前3天，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建城搭这个景，我就想到了这个城是最大的明星，要把这个景作为影片最大的卖点。”

根据这个思路，已经做好的发布会背景板全部推翻重做，发布现场的短片、设计图全部围绕建城做文章。10位主演从城里不同背景走出来，“那个气势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景就成了凝聚整个项目的力量。”

耗资4500万搭建的这座城，的确如陈可辛所料，成为《十月围城》第一主角。万事开头难，公司的首部影片拍得如此多灾多难，远超几位合伙人的预计。因为雨季漫长，拍摄周期受到严重影响；不堪压力的导演陈德森中途病倒，不得不暂时返港休整；因为跟基地施工方的纠纷，单日开销七八十万的剧组整整停工两周……

艰难关机之日，陈可辛曾想：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学习好莱坞的做法，把这座千辛万苦建成的城炸掉。惟一能看见它的地方，就是在影片里。那是利用这座城做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宣发。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如果不是有这座城，在租借影视城的传统制片模式下，风波不断的《十月围城》几乎没有可能抢回进度，超支的数目将更加惊人。最终影片超支10%，票房2.93亿。它是陈、黄、于这个备受看好的铁三角班底合作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最后一部。

“于冬觉得那个城可以不建，而且他以前做发行，也不会像这次这样辛苦。”分手的原因，陈可辛和于东从来没有坐在一起聊过。“大家理念不一样，这个可能是分开的原因。”

我宁可自己和自己打

《十月围城》之后，“我们制作”最大的两个项目依然是古装大片：《武侠》和《血滴子》。两部影片都被他称为“公式电影”，希望复制的是《十月围城》的成功之处，但最终双双遭遇票房口碑失利。

“我这个年纪，如果还对友情乐观，那我才是有病。”陈可辛说。尽管如此，在《武侠》失利之后，他本可以叫停《血滴子》，但面对多年好友刘伟强和他已经为片子付出的半年心血，陈可辛还是选择了如期开机，出任监制。“那个时候叫停，可能对公司带来的损害，比不卖钱还要大。”

《中国合伙人》无疑将成为陈可辛近年来最漂亮的一战。公映首日，它的排片超过了《泰囧》和《致青春》，创下了国产片排片最新纪录。上映4日，票房1.32亿。在一片叫好声中，它将毫无悬念地刷新陈可辛个人票房纪录，并很可能成为同档期冠军和年度赢家之一。

突然间，中国电影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汹涌的集体怀旧。“今天大家对很多东西不满，贪腐、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发财机会……对现实不满就会怀旧。”

51岁的陈可辛依旧近乎偏执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做电影，那就是始终寻求和专业资本及资源的合作，始终为导演身份赢得表达的尊严和话语权。用他的话说，“与其和一堆不专业的人在谈判桌上打来打去，我宁可关起门来，自己和自己打。”历经数段合伙经历，知天命之年的他将在接下来选择新的合伙方式：寻求更多的资方，共同分担风险。

陈可辛一直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古装题材，那是他心目中真正合格的大片项目。陈德森当年想复原一座城，而他要用电影魔术复活的是一个朝代。票房超过十亿才可能回本。当然它完全具备发展成为系列的资质。在《武侠》失利后，陈可辛暂停了这个项目。他很清楚：国产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需求正在转向。接下来他将连续拍摄几部现实题材，这是他擅长的领域，那种轻松不较劲的自如状态是每个导演的幸事。更重要的是，眼下市场正在如饥似渴地等待优质的现实题材。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采访的隔壁影厅，《中国合伙人》片尾曲传了过来。“其实当年志伟买楼没有错，如果能扛到今天，就是好几个亿。”

《十月围城》大获全胜那年，我收到陈可辛公司送给媒体的一件小礼物，是一个魔术马克杯。倒进滚烫的热水，杯身便浮现出这样的字：10年前，陈可辛、黄建新、于东和我探讨何为悲剧。我说，悲剧就是，导演缺钱，监制缺人，发行干盗版。10年过去了，中国电影在腥风血雨中逐渐壮大，悲剧两字于我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悲剧，我会说：欲求人人看好电影，不得不信人人电影好看。若不信，就是杯具。

（实习记者郑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