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百货公司抗战胜利后的艰难运行

崔海霞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中西方沟通的角色，也在开埠通商后迅速成长为近代中国的金融、商业、文化中心，这其中尤以商业的繁荣最具代表性。近代华侨的爱国、救国、强国梦也被寄托在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中，上海滩上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创始人也正是在这一浪潮中开启了他们的艰辛“强国梦”。

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郭泉兄弟，新新公司的创始人李敏周，大新公司创始人蔡昌、蔡兴兄弟均系广东中山人，在澳大利亚创业成功后携资金回国创业，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设立了百货公司，践行华侨工商实业救国的理念。从1914年先施公司开始兴建，到1936年大新公司开幕，四大百货公司用了22年的时间，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先后开设了四家百货公司，因其领生活、时尚之风而被时人称为“四大公司”，南京路也在四大公司的引领下，日益热闹，发展为中国最为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创造了一个百货业的奇迹。

然而，近代华侨的救国梦、强国梦掺杂着太多的艰辛，多变的政治局势、动荡的社会环境，成了困扰四大百货公司发展的最大难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四大公司以为中国已经迎来了胜利，期待着商业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正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发现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积极备货

迎接将至的“繁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四大百货公司似乎也受到了胜利气氛的感染，纷纷准备在战后能够大干一场。新新公司将其七层大厦全楼油漆成淡黄色，焕然一新，永安公司也积极扩大公司资本，时任公司总经理的郭琳爽还兼任了上海市政府咨议、上海市参议会议员等职，雄心勃勃地准备重新装修在抗战期间受损的永安新厦，专门增辟国货商场，实现其战前未能实现之计划，甚至还出资刊行了《胜利画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等书刊，为永安公司宣传，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百货业的新一轮繁荣即将开始了。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场，物资极度匮乏，供不应求，这对于经营高档消费品为主的大型百货公司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四大公司大力组织货源，尤其是进口货源，把握赚取高额利润的机遇。永安公司充分发挥它在国外设有办庄的优势，于1945年12月，从美国进口了战后第一批货物，这也是当时上海同业中的第一批外货到沪，货物总数高达2762件，获利百倍。随即先施、新新、大新也纷纷效法，一时之间，繁荣的景象再次出现在了南京路的百货业中。

1946年2月，郭琳爽在写给他的伯父郭乐的信中建议大力囤积美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他坦言：永安公司在抗战胜利后，日渐感到洋货不足，急切需要海外大量来货，以补充货源，尤以美国出品，为上海中外人士最为喜欢的，不论是精粗美拙，都争相购买，拥挤异常。希望郭乐在今后的办货中，自须另具目光，加重数量，如果美商有囤货出笼，不妨大批买进，即使是价格略高也无所谓，因为一旦运到上海，自然可获利数倍以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上海市场对于外货的大量需求。

新新公司也不甘示弱，采取了代销美货的方法，通过收取佣金来赚取利润，商场里到处充斥着美货。在1945-1946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四大公司的营业额与抗战期间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除去物价因素后，永安公司的业绩翻了13.9倍，大新公司翻了6.9倍，新新公司翻了4.4倍。

与百货商场经营同时取得繁荣的还有四大公司的各项附属事业。旅馆、餐饮、娱乐等事业在抗战胜利后终日顾客爆满。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等营业额1946年与1945年比较，增长达到4-6倍。与此同时，为了扩大营业，永安公司还积极筹备开设电影院，北四川路的永安电影院于1946年12月正式开业了。

陷入政治纠纷

新新公司遭遇打击

正当四大公司积极筹备货源，对自己的经营充满信心的时候，不想却陷入了政治事件的纠纷之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厉行肃奸、审奸运动，1945年10月5日，原新新公司职工舒月桥在公司门口公开揭露总经理李泽的种种罪行：战前赴日购货，回来后却冒充欧美货品销售以牟取暴利；从日本进货时与日本轮船勾结，企图偷税漏税以中饱私囊；上海沦陷后，为压制职工、获取不法利润，聘用日海军上尉木下丰为顾问；担任伪全国商业统制会理事、伪十六种商品评价委员会专门委员、伪敌产委员会主任委员、伪老闸区第一联保总联保长等诸多伪职；大量投资伪江南造船厂并将新新公司存铁及水汀约两万余斤全部资敌；在伪满洲国10周年纪念时，为献媚于日人，派员参加庆祝活动。

事情发生后并未能引起李泽的注意，他认为是职工的无理取闹，就向老闸区警察局报案。警察局在得知后，鉴于事情涉及战后肃奸，便将舒月桥与李泽一并传讯，但此时的李泽却以“有失身份”为由拒绝传讯，据说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逮捕李泽。1946年1月7日，李泽被依法拘捕，随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沪上各大报纸极度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一时间各种猜测沸沸扬扬。更为重要的是，李泽被捕事件在新新公司内部引起了震动，公司的董事们开始大量收购股票，准备进行总经理之位的争夺，职工运动也不断爆发。是年6月8日，上海市高等法院最终判定李泽通敌罪成立，处以有期徒刑三年，家产除家属生活所必需保留外，一律予以没收。李家虽聘请了沪上知名律师团提出上诉，但仍无济于事。

实际上，检举揭发李泽的舒月桥原来是新新公司的电梯司机，后来李泽见其为人机灵，便调其到新都饭店做侍役，在新新公司工作了12年之久。1945年4月，舒要求从优分配小账及客赏，李泽认为他忘恩负义，拒绝所请，并联络老闸分局特高股日籍探员小杉以中储券7万元将其解雇。舒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抗战胜利后，他见李仍然蝉联新新公司总经理之位，便开始进行检举。李泽案虽然在当时被定性为政治案件，但对新新公司的打击却是致命的。

内战爆发

经营再度陷入困境

受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本就经营日渐艰难的四大公司，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更是难以维系，业绩急转直下。为了筹集内战所需的庞大军费，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钞票，导致法币大幅度贬值。同时针对国内民族工业萎靡不振的状态，1947年2月又出台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进口结汇管制办法”，限制外汇分配额度，一般工商企业不仅不分配给外汇，而且对它们要进口的货品，限制更严。

在上述法令限制下，永安等大公司的外货进口基本陷于了停滞状态，在美国订好的大批进口商品，统统被冻结，无法启运回国，只能依靠附属事业的经营勉强维持，而等到大公司订购的美货逐渐运到之时，上海滩的美货小贩早已经兜售美军剩余物资多时，甚至为此还发生了小贩围攻永安的暴乱，永安被暴徒捣毁多处玻璃，损失惨重。

对此，郭琳爽也难掩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他说：“我国政府，正全力从事军事行动，对于各处治安，无法处理，处处呈现软弱无能之象。凡此国势与社会情形，实足令人寒心，富有人士多已离沪他去，致金融日趋逃避，长此以往，留居者环境日非，贫困日甚，诚不堪设想。商业方面，则开支日涨夜大，捐税既繁且重，而外货则不能采办。国货厂商多感无力支持，购买力又异常软弱。本公司处此情形之下，欲谋厚利，自不可能，惟有悉力撑持，以渡此难关，等待国势之转泰耳。”

面对外货无法进口的情况，身处美国的郭乐也在积极为郭琳爽出谋划策，希望郭琳爽能够设法使国民政府开放外货进口，甚至建议郭琳爽可以从国民政府权威人物入手，设法活动，为永安公司通融，开放一部分外货进口，以维持生意。而郭琳爽却深知这一策划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他力图通过附属事业的经营来弥补百货商场经营不佳的缺口，采取大减价、摸彩赠奖等方式，招徕顾客。同时力推附属事业的发展，将旧天韵楼原址进行重新装修，开辟酒楼、茶室、舞场，并苦心经营位于虹口永乐坊的影戏院，在艰难困境中谋求进展之道。

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濒临崩溃。

为了做最后一搏，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开始限制物价，规定将上海的物价冻结在当年8月19日的水平，不得再行抬高，违者严惩，同时规定无论任何人均不得储藏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币，持有者必须于9月30前向政府银行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都不得持有，私藏不报者严办。

在限价的刺激下，抢购风潮随之袭来，从限价之日起，四大公司每天就人山人海，不到半日，货便被抢购一空。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一共执行了70天，给四大公司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对此次抢购风潮，《大公报》也有记载：“日来人心惶惶，拼了命的抢购物资，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一切物品都被抢购，……永安公司楼下的手帕部和化妆品部为女客搜购的最大目标，玻璃柜里的样品所剩无几，较高贵的化妆品也完全绝迹。”凡此种种，对于一向经营“环球百货”的四大公司来讲，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受外汇管制影响，无法从国外进口货物，即使通过黑市高价购买外汇，依然无法满足公司的需求，四大公司在内战的黑暗中艰难度日。

在限价政策的主导下，四大公司收到的钞票为金圆券，面临着严重贬值的风险，同时货物却又无法及时得到补充。手握极有可能随时贬值的金圆券，又无货源组织，百货业的尴尬境地已非常明显。限价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引起了市场恐慌，面对这一现实，国民政府已无力回天。

1948年11月1日，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限价后，国民政府又宣布开放限价，物价随即一路飙升，较之限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大公司手中的金圆券价值大打折扣。经历限价风波和抢购风潮的连番打击，四大公司已元气大伤。

进入1949年，四大公司的经营更是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方面人心惶惶，连在永安公司天韵楼旧址及永安新厦的六楼等处，都驻扎了军警。

5月11日开始，军警在永安公司四周堆置沙包，弄得公司人员和顾客进不能进，出不能出，根本无法做生意。

为了维持运转，永安公司曾试图出售公司所属地产以获取资金，然而在此时局下，地产已成了无人问津的资产。思虑再三，最终永安公司决定与厂方商议，采取为各厂家的商品提供寄售服务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来勉强支撑，郭琳爽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如此，也依然难以抵挡公司营业额下降的趋势。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四大公司的营业额已降至历史最低点，较1948年下降了95.18%。

此时的上海市场，早已失去了抢购风潮中的人流量，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其眷属纷纷撤退，市民购买力迅速下降，四大公司的经营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