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杨绛的尴尬与情理

周泽雄

报载，百余件钱锺书、杨绛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钱瑗的书信及手稿日前首次曝光，内容既有“钱锺书、杨绛关于稿件出版的种种细节，又有钱锺书对于事件看法、对于他人评价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报道称，这些书信、手稿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万豪酒店拍卖。

各大权威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足证该消息的确切。但我们可以确信的，仍只是一个拍卖意向。5月22日的文汇报报道说，手稿作者中唯一健在者杨绛先生以“通信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何要公开”为由，向手稿拥有者、香港广角镜杂志总编辑李国强先生打去电话，明确表示反对。李先生一面“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一面向打电话求证的记者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据此，我们恐怕只能认为，手稿是否会按时开拍，尚存变数。

看过手稿的部分钱学专家，对手稿价值予以肯定。有学者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钱锺书书信部分，书写内容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又不乏钱氏的诙谐、幽默、戏谑。……这些观点若不是在私人信件中透露，在一位作家的著作中通常是甚少提及的，因而真实反映了钱锺书性情、情趣及其为学做人，是解读钱氏之学的宝贵资料。”

也许如其所说吧。不过在我这个仅见到几页手稿影印件的读者看来，此事更多凸现了钱、杨的尴尬。

对熟悉钱锺书、杨绛行事风格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的反对原非意外；我们几乎可以断言，钱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会怒不可遏。他们曾数十年如一日地躲在自家小天地里，躲避瘟疫般谢绝各色人等的滋扰，除却二三知己，素不愿向公众敞开自己的私人空间。即使说到“二三知己”，敞开程度也着实有限。

然话分两头，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和《我们仨》两著，又提供了大量关于钱锺书一家三口生活的第一手细节，极大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那么，这里是否存在行事风格上的明显矛盾呢？一边拒绝各路媒体记者的采访，对部长级官员的新年拜访都爱理不理，对他人意欲为钱锺书立传之举不予配合，一边又（主要经由杨绛之笔）写出大量日常生活？

欲在上述貌似矛盾的钱家言行中找到一个逻辑支点，许是“可控”二字。显然，令钱、杨反感并高度警惕的，并非自己的日常言行是否可以记述，而是他人对此的歪曲。当钱家掌故由杨绛先生亲自缕述时，所述内容均处于可控状态，读者只能读到杨绛先生愿意分享的内容；反之，一旦执笔者为未获授权的他人，对钱、杨故事的叙述就处于不可控状态，当此之际，哪怕对方并未歪曲篡改，钱、杨二老仍可能勃然大怒。二十年前胥智芬先生的《〈围城〉汇校本》引出一场官司，即为一例。同理，那些钱、杨当年并未意识到日后会进入公众视野的尺牍，突然以拍卖形式公开，就会因其不可控性而令杨绛先生不快。

我理解并敬重钱锺书、杨绛二先生珍爱羽毛、洁身自好之念，但又不得不说，读者希望通过更多途径来加深对钱、杨学术的理解，也情有可原，即使某些手稿内容会“不可控”地沦为八卦谈资，亦无损其合理性。这一切的前提是，其中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如此巍峨，与钱锺书有关的一切，似乎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容。也许，充盈在钱锺书、杨绛先生体内的老辈学人风范，也会妨碍他们认可如下观念：当一个人变得伟大，他就得同时承担身不由己的代价。细究起来，后人发掘出的大量前贤遗札，若起前贤于地下，十有八九也会令他们怫然不悦，但我们仍然从文化、学术传承的高度，认可这种发掘工作的必要性。

但是，倘若我们因为这份文化正当性，而忽视杨绛先生反对意见中的内在正当性，则会让钱、杨二先生的尴尬变成落寞。该内在正当性是，向读者提供深思熟虑的观点，乃是学者的道义所在。真正的学者永远不应发表轻率的观点，那些出现在私人书信中的内容，用钱锺书的话说，原宜任其“咳唾随风”，而人们把它公开，站在钱、杨的角度，等于迫使钱锺书展示自己的“咳唾”。当然，主张公开者或许会辩称，钱氏有“咳金唾玉”之能。

钱锺书写的《管锥编》一书有一个怪异特征，作者几乎从不引用和评价现当代国内学者，仿佛他们集体不存在。显然，这是一份刻意的回避，其中缘由，颇费疑猜。钱锺书的招牌习惯是：越是面对大人物，越不会轻下赞语；反之，对方越是年轻或无足轻重，他越是不吝赞词。此类赞词，读者不会在他的学术著述中见到，在他那些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的“八行体”书信中，则近乎俯拾皆是。个中款曲，亦颇堪把玩。

但愿，钱氏手稿的面世，不会催生出大批伪学术成果。例如，钱锺书为何讨厌茅盾？钱锺书与杨宪益、戴乃迭冲突探微……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