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问题智库

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学者

着眼于未来十年中国成为全方位大国和世界主要角色的现实需要，中国能不能成功谋划和实施2.0版本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一项颇为紧迫和颇具挑战性的课题。这项课题的最大难点就是，我们对全球事务和大国外交的进取心有余，但对全球事务的了解依然有限，施展大国外交的能力和技巧相当有限，相应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仍不够充分。简言之，从思想、观念、手段和人才而言，中国外交发展为全球性大国外交的“战略储备”明显不足。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矛盾，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近年加大了对建设国际问题智库的支持力度，国际问题研究受到的重视正日益提升。一方面，教育部设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培育项目，旨在使这些基地能够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另一方面，广东、云南、山东、宁夏等省份也已经或正在筹划设立省属的国际问题专门研究机构，力求使其为本地区的对外开放与对外合作拓展发挥特殊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外事工作。

但令人尴尬的问题在于，大家似乎都知道智库建设很重要，但在如何建设以及要建设什么样的智库等方面仍然缺乏讨论、缺乏共识、缺乏规范。

首先，高校中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一定都要以智库作为自身定位，智库具有极强的政策属性，而高校的研究与政策或决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的。在美国，智库专家和高校学者实际上是两类人，能在这两个圈子内随意游走且都能保持声名、受到认可的人并不多见。高校国际问题研究应有其本体性、本位性，如果缺少这一点，它的独特价值也就很难彰显了。大学中的智库，其主要取向应是“求真”，而不是以提出政策建议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们所进行的研究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关切，但要和政府、社科院、军队系统的智库有所区别，如此才有可能相得益彰。

其次，即便从广义的智库角度探讨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也一定要强调按智库建设既有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不能说外行话、做外行事。最怕的就是有些领导口口声声谈智库，但实际上仅能说出个“兰德公司”的名字而已，缺乏对智库建设的相应研究和实际经验但却乐于作指示、提要求。国际上较为公认的智库建设标准可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从2007年起，该项目每年发布一份全球顶尖智库排名，除了总排名外，还包括按地区、国别和研究方向划分的各类具体排名。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从资源指标、效用指标、产出指标和影响力指标四大方面提出了17项较为具体的智库评价标准，而且还在不断修订。

第三，智库建设要有良好布局，不能大家都搞“美国研究”，着眼于未来十年中国外交的总体需要，应大力推动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以及更突出比较政治视角和方法论的新区域和国别研究。如果仅有政策关切，但缺乏有力的学科框架和方法论支撑，区域和国别研究就容易变成“列国志”，其政策价值也就相当有限。此外，还要注重将外语院校和系科的语言优势、地方特别是边境省份高校对相邻国家研究的传统优势和“本地知识”进一步开掘出来，使其与国际问题的规范研究、学科建设的内在需求、国家外交的整体需要结合起来。

第四，大力推动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不能仅盯住“昨天”和“今天”，要关注和研究“明天”，国际问题研究要“抓早”、“抓先”。即便从资政角度而言，也要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目前还没想到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与大西洋理事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等合作展开的“全球趋势”研究，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下属的“战略未来研究中心”所做的战略预测性研究值得借鉴。前瞻性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最有可能实现协同创新。

第五，要搭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实质性、机制性、双向性交流协作平台，但要避免官员随意、轻易地变换为学者身份。有些官员经常愿意“以学者的身份讲几句”，殊不知，如果没有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学理性思考，往往言出必失、贻笑大方。智库建设最忌“官本位”，因为没有足够的平等和尊重，就不会有独立性、批判性、创新性思考，也就不可能指望智库发挥好谏言资政的作用。

第六，要做好研究成果的对外传播，但不要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特别是要避免将汉语文章简单、生硬地翻译成英文或其他外文，出几本国人不看、外国人更不看，想看也难看明白的所谓外文读物。现在世界迫切希望听到中国说什么，知道中国想什么，中国学界的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实际上颇有国际市场。清华大学主办的国际政治英文学术期刊已逐渐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但我们还没有像美国《外交事务》、《外交政策》，俄罗斯《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等这类“体面的”、有真正影响力的时政评论性英文刊物。

第七，高校智库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人才，要培养懂外国语言、能做深入的一手研究、有政策意识和较强的对外交往能力的人才。除了需要一定的研究资助之外，年轻学者也需要得到必要的指导。可邀请一些国内资深学者共同编写《国际问题研究：兼顾学术性与政策性》一书，不仅分享心得、传授方法，而且就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此外，高校智库建设要注重发掘和利用外国留学生和外国学者资源，推动中外学者进行联合研究。

第八，要用好社会力量和资源，但要规范其中的利益关系，避免智库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近年，很多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碰到大量实际难题，它们对某些国际问题的感知或许更加敏锐，也有很大意愿支持国际问题类智库的发展。这既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消除社会力量支持智库建设的很多观念性、体制性障碍，也需要相应的立法和监管保障。

第九，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奖罚机制，不能仅以研究成果是否得到领导批示为最重要标准，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成就也是智库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要培育智库的“内生性发展能力”，要予其空间、予其耐心。毕竟历史反复证明，很多研究今天看来是“无用之功”，但它们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厥功至伟”。

这些年，外交问题已然成为普通民众街谈巷议的大众话题，很多原本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也俨然成了“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国际问题专家。看上去进入门槛不高的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领域，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甚至正面临“再专业化”的艰巨挑战。同样，智库建设也有大学问，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和努力。我们缺乏的或许不是领导的重视和资金的投入，而是平常心、想象力和对这项事业的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