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生意】“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国际军贸不同于一般商品贸易，除技术封锁特别严密外，它又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军火只能卖给朋友，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工出口是“三大件”：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在2008-2012年间，飞机、舰艇和导弹逐步成为中国军工出口的排头兵。

2013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报告，2008-2012年间，中国武器出口总量增加162%，国际市场的份额也由上一个五年的2%增加到5%。数字上升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军火和军工文化的变革。

学术界通常以5年为周期进行统计，这也是军火交易的一个商业周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专家保罗·霍尔汤姆对媒体解释说，“从签约到最后供货，军火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仅用一年的数据难以得出比较正确和全面的结论。”

如果将目光回溯20年前，技术储备尚不丰富的中国，已经摩拳擦掌，做好了打开国际军火市场的准备。

敲开富国之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表明，“枭龙”已成为中国军品创汇的头号大户，它也一举扭转了中国军品等级较低的局面。

“小、穷、黑”，西方世界曾如是评价中国军火市场。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促使中国军队敏锐地感觉到信息化战争的来临，军方提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种战争模式的变革，也在促使中国军工转型。军工系统开始放弃过去立足于大规模战争，追求大数量、低造价的思路，强调武器装备的建设必须技术含量高。

彼时，国际军火市场也在变革之中。冷战后的国际军事冲突，主要作战样式已经变成空中力量的较量，“麻雀战”、“地道战”只能出现在大国战争史的教科书中。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每年四五百亿美元的军贸额，差不多一半都是军机交易，枪炮一类武器赢利空间不大。

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机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微乎其微，即使“歼-7”为基础的改进机型已打入国际市场，也只有孟加拉、尼日利亚等购买过几十架，每架飞机售价也只不过500万美元左右。

早在2008年春天，保罗·霍尔汤姆就已在关注中国的军火交易问题。他发现，2002-2007年期间，中国武器出口主要流向仍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在世界其他重要市场上，中国尚未取得主要突破。”

最近五年里，情形发生了逆转，中国武器已经敲开了一些富国之门。作为头号石油富国，沙特阿拉伯以往只看好美式装备。2008年，它开始向中国采购武器，包括54套155毫米PLZ-45自行榴弹炮。两年后，通过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沙特又购买了中国研发的VT1A主战坦克。

虽然敲开了部分富国的大门，但问题依然存在，中国武器装备出口仍然缺少大客户，而且客户资源很单一。

SIPRI的数据表明，来自巴基斯坦的武器采购量占据了中国武器出口的64%。2007-2011年期间，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量逐渐增长，包括50架“枭龙”战斗机，3艘“F-22P”级护卫舰及一批主战坦克。

国际军贸不同于一般商品贸易，除技术封锁特别严密外，它又带有浓重政治色彩，军火只能卖给朋友，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这五年，中国武器出口的结构进一步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工出口无非是“三大件”：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在2008-2012年间，飞机、舰艇和导弹逐步成为中国军火出口的排头兵。

军机是国际军火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冷战初期，国际军机市场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主要是美国的“F-15”和“F-16”、俄罗斯的苏霍伊和米格系列飞机，还有法国的“幻影”。此外，英国的“鹞式”和瑞典的“鹰狮”也能占得一点空隙。

2007年，中巴合作研制的“枭龙”战机量产，它对于改善中国军火的市场结构贡献不俗。该型飞机虽然操作系统、机身材料尽量简便和低档化，空战性能却足以同中档价位的第三代战机一决雌雄。在国际市场上，“枭龙”性价比很高，售价始终保持在8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之间。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表明，“枭龙”已成为中国军品创汇的头号大户，它也一举扭转了中国军品等级较低的局面。

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武器输出国。最近五年，中国军火产品也已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市场。中国“ZTZ99”式主战坦克，性能优异、操作简捷、维修费用低，在2008年夏天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10年7月的文章对此评论说，中国的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已经超出以往学习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的水平了”。

当然，“在关键零件和武器设计上，中国要继续从俄罗斯、法国、瑞士、英国、乌克兰及德国进口。”SIPRI的报告写道。

“不改革不行了”

军工企业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

中国在全球军火市场上的飙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99年开始的国防工业改革。

“不改革不行了。我们当时很惊讶地发现，不仅要和国外军工复合体竞争，也要和国内民营企业竞争。” 据装甲兵工程学院一名不愿具名的专家介绍，从1999年起，该所就开始研制一种轻型装甲运兵车，经过长达八年的反复攻关、试验、论证，反复打报告，就在决定投入量产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一款同类产品。

经过调查，这款装甲车的制造者是陕西的一家民营企业，“它从南京依维柯买了底盘，从德国进口发动机，再从国内市场上买来钢结构车身，组装成车后就投入市场，结果还被总装备部看中定型。”上述人士很无奈地说。

一时，这家民营企业声名鹊起，它的成功正是受益于“军购竞标制度”的实施。

1998年，总装备部开始论证实施，“除保密项目、50万元以上的材料和装备以及2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之外的所有采购”都要竞标。

军购竞标体制，也推动了军队与企业关系的变革。

传统上，军队与企业是简单的“一对一”供求关系，军队还会向军工企业派驻军代表。长期以来，该项制度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有部分军工企业不重视产品质量，而且经常延误交货时间。《解放军报》的报道说，军购竞标制度的实施让军代表们轻松了许多，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监管合同履行和质量控制上。

更深层面的改革，也在军工企业内部展开。1999年7月，按照“政企分开，引入竞争”的原则，原航空工业总公司分为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第二集团公司两家公司。2002年底，国防电子工业集团公司成立。最终，这些军工企业整合为今天的十家军工集团。

过去，军工企业主要依据国家投入的融资模式。1996年，这些改制后的军工企业也在谋划着市场化手段筹集资金。走在前列的是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它研制的“枭龙”战机的资金部分来自巴基斯坦。

贵州飞机公司在没有军队预先下达订单的情况下，主动研制高性能教练机，采取的也是市场化筹集资金。以往，在没有军方预先采购需求的情况下，主动研制教练机风险很大，毕竟它无法预先确保军队能够采购。

2008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宣布重组上市，这是最具影响的融资模式改革案例。在此后的三年里，该企业从证券市场融资108亿元，其中78.78亿元投入到航空军工产品的研发。

“中航工业利用市场融资极大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先后开发了风靡迪拜航展的L-15猎鹰高级教练机、新舟600民用客机、直-8、直-9改进型、液晶显示器、新能源锂电池、风能发电机组、光电传输等一大批产品，提升了国外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加工能力。”全国人大代表、中航通飞董事长孟祥凯在2013年两会上说。

目前，军企改革已探进深水区。2013年4月7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在博鳌亚洲论坛说，尽管中航集团从未停止推进集团整体上市，但现在政策还没完全放开，上市工作基本停滞于审批的阶段。

“军事透明化”的标志

“军事透明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断把兵力、武器装备、军费制度化公布出来，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机制条约，还要把军事销售宣布出去。”

中国军工企业善于在战争中学习。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的几千辆苏式坦克和数百架战机，多数束手待毁。这让包括中国武器在内的苏式装备体系声誉大跌。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武器出口年平均一亿多美元。海湾战争对中国军队和整个军工行业触动很深，中国决定逐步摆脱俄制武器装备。

“进入19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原总参战役局局长张胜在著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显得很担忧。

“我从不参与战争，但我制造战争，我才是战争之王。”这是好莱坞大片《战争之王》对军火贩子的描述。长期以来，西方秉持双重标准，对于中国军火出口的指责声不断。

武器装备的出口，是出售死亡，还是输出和平？在国内，这种舆论的争议在“银河号”事件中爆发到最高潮。

1993年7月23日，美国怀疑驶向伊朗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原料，要求登船检查。遭拒后，美国关闭了“银河号”所在海域的GPS导航信号，还派军舰围追堵截，“银河号”一度被迫漂流在茫茫大海上。

在中国军工发展的历史上，马岛战争也不能忽略。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使用“飞鱼”导弹重创英国军舰。法国在英国的要求下，将“飞鱼”导弹的性能参数全盘告知英国，英军得以采取针对性措施，从而使得阿根廷空军后来的作战效果大大削弱。不仅如此，法国还中止了对阿根廷的导弹供应，使得阿根廷空军的飞机无弹可投。

“飞鱼”导弹事件给中国军工行业的鞭策很深刻：武器装备不能纯粹依靠进口。

近年来，西方对于中国武器出口的指责大多涉及非洲。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提及，2006-2010年间，中国成为非洲地区第一武器供应大国，占该地区市场总体份额的25%。

尽管只有二三十年军售的光景，中国对武器装备出口的管制却很严厉。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颁布，对军品出口的管理、秩序和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2002年，国家公布详尽的《军品出口管理清单》。

“军事透明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断把兵力、武器装备、军费制度化公布出来，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机制条约，还要把军事销售宣布出去。”中国军控和裁军问题专家滕建群说。如今，民众对于军火交易已没有二十几年前的那种抵触情绪。

在中国，“不当军火商”的观念由来已久。1950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当军火商”。然而，在国内尚不能大量自产装备的条件下，毛泽东就与胡志明达成协议，向越南军队无偿提供了缴获的大批美式装备。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又把半价买来两个师的苏联武器无偿送给朝鲜人民军。

1978年，中国的军工企业陷入困难，“只有白送没有收益”行不通了，邓小平提出，“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次年春，中国就同埃及签订出售“歼一7”的合同，这是新中国第一笔有偿军售。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鲜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愿意“授人以渔”。

如今，尽管已市场化运作多年，中国的慷慨态度依旧。2013年2月，《兵器》杂志记者肖宁在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上发现，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武器销售方面有很多技术保留，中国不仅直接为购买国提供零部件供应，甚至派专家前往购买国维修装备，为对方培养技术人才。

可以肯定，中国还在扩大武器出口，这门生意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