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5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期专访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他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他致力于寻求准确的数据,以反映中国经济的种种真相。他如何解读数据中的中国经济?
甘犁希望利用数据来分析中国家庭的经济和金融行为。他所领导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数据和官方数据有较大差异,但甘犁坦言:“发完这个数据以后,也没有得到什么上层的压力。中国这个社会现在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社会,是允许不同的意见出来的,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甘犁解释了自己的基尼系数数据和官方数据差距巨大的原因。他认为,官方数据主要是低估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他希望官方公开更多的数据细节。
甘犁认为,基尼系数高企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它说明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基尼系数高不影响社会稳定,没必要担心。机会不平等才影响社会稳定。“就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一点都不可怕,它可能还是一个市场经济有效配置的一个现象,一个后果。”
甘犁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住房拥有率。他认为中国的住房拥有率非常高。政府调控房价方向搞错了,应该鼓励存量房流转,并且多发布翔实的住房数据,以引导投资,让泡沫慢慢释放。“我们的这个调控政策呢,实际上在限制存量房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呢,真的是不对的。”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对基尼系数高企不必紧张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还是相对来说偏高的。
甘犁:对。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个基尼系数偏高的原因是什么?
甘犁:中国的高收入差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机制的运行的有效性。我们在二十年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那时候只有0.2几,0.3几,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以前,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拿的差不多,工资差别不大,现在的话工资当然差别大了,因为市场机制在运作得很好了。
第一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它的基尼系数高于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西部和中部。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把垄断行业这些人排除掉,看看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我们发现竞争性的行业基尼系数同样的高,它不是由垄断行业的这些人造成的。第三点,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较。那么这个基尼系数的话,发达国家都在0.5左右,甚至高于0.5。比如德国,它的初次分配的时候它的基尼系数是0.5。美国0.49。那么大家想一想,在德国这种国家,它的同质性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它的教育水准,包括人口的这个同质性,远远这个大于中国。换句话说中国的差异性,地区的差异性,人们的教育的差异性,家庭的差异性,拥有的资源的差异性,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那么这么大差异另国家,我们的基尼系数应该是高于0.5的。
网易财经:对。
甘犁:要低于0.5的话,我认为真还是得要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因为这个资源就开始进行配置了,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基尼系数就往上冲,就冲上去了,像巴西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基尼系数高达0.63,比我们的基尼系数还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个常见的现象。
比如说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我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自然就挣得多了,挣得多了以后,基尼系数自然就开始扩大。那么扩大了以后,这个时候其实反映了资源有效的配置,反映了通过收入来促进大家工作的努力程度,这个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所以从这一系列的层面上来说明,我不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到0.61是一件值得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一点都不可怕,它可能还是一个市场经济有效配置的一个现象,一个后果。
网易财经:现在中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您怎么看中央这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您认为它的方向是对的吗?
甘犁:这个改革方案当中有些点我是同意的,有些点我是不同意的。我刚才讲了,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可怕,大家会觉得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有这种基尼系数0.4啊,就是警戒线啊,0.5、0.6恨不得就要革命了。
网易财经:对。
甘犁:我当时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是做了大量的文献的检索,我们发现没有任何的学术文献、学术研究支撑这种所谓的0.4、0.5警戒线的这种说法。确实有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联合国的报告也是个别人写的,个别人写的这个报告,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那么的重视它。中国可能有这个原因,好像0.4就警戒线了,我们超过0.4就很害怕了。我们当时在想公布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啊,甚至一些领导啊告诉我们,你这个0.61太高了,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我当时就明确告诉他们,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所有的文献研究都表明,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机会不均,不是收入不均,而是机会不均,只有机会不均的时候呢,它才会引起社会广泛的不满。
而我们现在呢,我就回到你刚才的那个,这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上面,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有两个基本的基石,保证了中国社会的机会还是基本均等的。第一就是高考,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高考的得益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么没有高考,那肯定是我们不知道干吗去了,所以高考这个制度虽然它不是最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是它是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支持高考制度的坚持。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公务员的招聘制度它有欠缺,我也听到了很多故事,但是它不影响从整个大面上来说,这个制度还是相对公平的。所以国家想把这个公务员的招聘制度扩展到其他的国有企事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我们都不会认为比如说袁隆平挣很多钱,比如说你们网易的老总叫丁磊挣很多钱,比如说张朝阳挣很多钱,乔布斯挣很多钱,我们都认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我们担心的是官二代、富二代,他什么都不干,那么就是因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的话,他就能够占据很多的资源,那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的有两点,就是它会增加这个转移支付。那么第一个它说它会把这个在转移支付上的这个增加两个百分点,就是从这个,大概从12%增到14%。它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它说我把国有企业的留存利润,征个5个百分点,那么我觉得这远远不够。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很高,但这个家庭储蓄率主要是集中在非常有钱的家庭,就是前10%的中国家庭的储蓄占有了好像60%的总储蓄,而穷人的话,差不多有45%的家庭,在当年收支是月光族,我们叫年光族吧,他当年的他的收入,他的消费全部花掉了,所以这个储蓄的不均,远远超过收入的不均。
所以这个时候,收入分配的政策本身就不再仅仅是收入分配政策了,而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你把这些钱给了这批老百姓,穷的老百姓以后,他会把这个钱花出去。他花出去的话,中国经济的转型就自然的完成了,就是说自然的就是说,从这个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变成了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时候两个百分点的增加,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要做的,我讲的不是两个百分点的增加,要20个百分点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