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鼻祖沃尔兹去世

早报记者 张喆

被誉为“思想之王”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13日在美国去世，享年88岁。

沃尔兹是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学派创始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国关学者之一。他所著《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自1979年出版以来，便被誉为“当代经典”，迄今为止是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

1924年6月8日，沃尔兹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市（Ann Arbor），父母学历不高，但其天资聪颖，本科就读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主修数学，后在毕业前改攻读经济学。沃尔兹毕业后一度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

战后，沃尔兹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他后来回忆，当时他发现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不大，自认成不了一流经济学家，所以一度想尝试其他专业，包括英文文学和政治学。很快他又发现自己理性大于感性，当不了诗人或作家，于是下定决心攻读政治学，可因哥大教授的人事变动，最终沃尔兹将其原本副修的国际关系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

一番无心插柳之下，早年间所学的数学、经济学等使其能够融会贯通各学科所长，他借鉴微观经济学理论，重新构造了现实主义理论，即“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称结构现实主义。1954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Man, the State, and War），改编自沃尔兹的博士论文，这是他对政治学的第一个贡献。他整理了既有的国关理论，将发生战争的原因，分成三个分析层次。

第一层次为“人性”和“个人作用”，例如战争发生因为人性本恶，或因为希特勒等个人的好战决定。第二层次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例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

沃尔兹觉得前两者都是常数，而非变量，所以无法解释“为何既然人性本恶，人们却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或是为何同样一个民主政体却会有时打仗，有时休兵”。

由此沃尔兹引入了第三层次，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the anarchic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是导致战争的根源。

1979年沃尔兹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统一了现实主义理论。他扩展了第三层次分析，使之成为“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从此取代老一辈“古典现实主义”的汉斯·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成为现实主义新的一代宗师。

“沃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该书出版之后，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权力与相互依赖》作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如是评价。

曾将上述两本书翻译成中文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指出，“在国关界，没有任何理论是人人服气的，但沃尔兹开创的层次分析法，如今已广泛运用在国关研究领域，他的结构现实主义虽被诟病为 过于依赖一两个变量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进行解释 ，但该理论的优点就在于理论的解释力和简洁性，在国关学科内没有任何其他理论可以与之媲美，可谓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 。”

信强认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三者实际上都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而我认为新现实主义的规律性更强。”

2011年，沃尔兹接受Theory-talks网站专访时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再重写一遍《国际政治理论》，他会多写一点“单极体系”（unipolarity）。“现在后冷战时代，世界处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中，我想增加一个章节，专门谈谈单极世界会怎样。”

提出“核武器悖论”

在沃尔兹逾一甲子的治学生涯中，曾引发巨大争议的是其在1981年论述的有关“核武器扩散也许可以使世界更和平”的观点。

1995年，他与斯哥特·萨根合著《核武器扩散：新争论》，针对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的核武扩散问题，在主流意见普遍反对核武扩散的背景下，沃尔兹逆向思考，主张核武在主权国家间的有限扩散可能反而是件好事。他的论点在于，核武器是终极的纯防御性武器，其威慑力正在于其不可使用性。

简单地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会用常规武器挑战有核国家，因为必败；两个有核国家之间一旦有一方用上核弹，对方必会以核弹反击，如此一来，唯一的结果是世界末日。所以，如果大国都有了核武器，那么常规武器的战争就会消失，核战争也会消失。因此，最有能力导致世界毁灭的武器很可能也是最能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核平”的恐惧使得“和平”变得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核武器悖论”。

曾翻译过沃尔兹于2008年所著最后一本专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刘丰指出，沃尔兹有关核武器扩散的理论一直存在争议，“但他的理论由于推理严密性和逻辑完整性，从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关键问题在于现实中，拥核大国是否能够接受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沃尔兹给美国《外交政策》撰写的最后两篇文章都与伊朗核问题有关（分别刊登于2012年七/八月刊与九/十月刊），他在文中坚持自己一生的观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够在中东建立更持久的军事力量平衡”。不过，沃尔兹在2011年接受Theory-talks网站专访时，也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核武器扩散的结果不是要让世界各国都拥有核武器，“大概极限在12个国家左右吧。现在人们都在谈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可是从苏联等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时候，在对外政策上显得更为激进。”

“钦佩他的为人”

沃尔兹去世前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曾于1987到1988年之间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长。沃尔兹并在2010年获颁国际研究学会的国际安全研究类别的杰出学者奖。

2005年，一份针对美国国关学者的调查称，过去20年间，沃尔兹是仅次于基欧汉，对国际关系学科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信强则于2001年第一次与沃尔兹相识，随后还曾在沃尔兹位于纽约的家中小住一周，“在国关界，即便有人不认同他的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钦佩有加。为了翻译他的著作，我曾当面问过他五六十个问题，电子邮件提问更是不下上百次。他总是有问必答。”

2008年，以设立世界第一家国际政治系 （1919年）闻名的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召开以沃尔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名为“思想之王：沃尔兹的理论与思想”。